在含冤三十多年之后，武训也总算得到了公开的平反了。
严格地说，还只是半平反，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平反。
有人干脆就不说“平反”，而只说是“纠左”。
“纠左”？谁的“左”？毛泽东。谁在纠？毛泽东当年的秘书胡乔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今天在这里否定了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他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新华社这么说。据说，胡乔木指出，一九五一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不但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尽管这两个“不能”说得有些吞吞吐吐，却还是被认为是对武训的否定之否定了。
事实上，这只是对《武训传》批判的否定，还不是直接为武训平反。当年武训被斥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这三项大帽子还没有正式摘下来。
这三顶帽子——“奴才”、“对头”和“帮凶”是跟着一个“主义”而戴上的：“投降主义！”毛泽东在中南海看《武训传》时，吐出了这句话，未终场即去。也可以说是终场，他这一走，电影就放不下去，完了。
武训也就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跟着展开。主持其事者之一，就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尽管“犹抱琵琶”，今天由他来否定这一场批判，就多少有些自我批判的味道，尽管他没有提到当年自己如何如何，这也许由于并不是在作“全面的评价”的缘故吧。
陶行知也就完了。由于他生前推崇武训的办学精神，也可以说他就是有着“武训精神”的教育实践家。自从《武训传》挨批，死去了的陶行知也就三十多年抬不起头来，他也就成了连带被否定的人物，武训的异代连坐犯。这也正是为什么胡乔木要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的时刻，来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的缘故。
其实，第一个半公开为武训平反的，不是胡乔木，而是万里。万里也不是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和老同学张绍虞谈话时，才为武训平反，这场谈话一开始他就说：“我已经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两次给他平了反嘛。”(见《明报月刊》一九八五年十月号《武训平反问题三文件》)。这个“已经”，不是一九八五，而是一九八四。按说，在有关会议的文件上有记录，不过一般人看不到，因此只能算是半公开的平反。
万里的半公开，不等于胡乔木的半遮面。他是毫不转弯抹角地说，不能把武训称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农民阶级的投降派”的。而且，他毫不含糊地说，要平反。虽然不知道他还具体说了些什么，比起胡乔木的话来，他是快人快语了。
虽然是快语(万里)和不够爽快之语(胡乔木)，都了无诗意。
但不可不知，胡乔木却是个诗人，正和毛泽东是诗人一样。
不“全面评价”对《武训传》批判的他，在诗词的创作上，是比毛泽东更全面的。他不仅写旧体的诗词，还写新体的诗，简称新诗的诗。他不仅采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写新体诗时，还用西洋诗的格律。
记得在“文革”以前，《红旗》杂志曾经用过整整一两页的篇幅，刊出他好些首词，都是格律谨严的，其中有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霹雳一声春，风流天下闻”的句子；也有咏西湖边上拆掉那些伪托的古代英雄美人墓的“如此荒唐”的句子。
这两年，地位高了，他的旧体诗更在《人民日报》主要的版面、显著的地位，新闻般地刊出了；而副刊上，就刊出他的白话新诗。
据说，他在爱写旧体诗的胡绳处看到香港出的聂绀弩的旧体诗《三草》，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意出新的补充修订本。就主动上门，拜访病榻上的这位老诗人，又主动表示要替这一《散宜生诗》写序，在序中赞扬这是“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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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赠罗孚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