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巴赫金从未使用“对话”或“对话主义”来命名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但他在法国和美国最有影响的权威解释者托多洛夫和赫奎斯特则都选取“对话”作为巴赫金理论的核心标志。托多洛夫用《对话的原理》来评介巴赫金的著作，而赫奎斯特则将他编译的巴氏论文集命名日《对话的想像》。他们都将巴赫金的理论翻译、传释、介绍给他们的国人，并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学者。所以有位名叫贝洛斯托斯基的巴赫金专家曾断言：“对话”的巴赫金是一个近年来为巴赫金学的学者们所提升的形象，对话批评则是以他为名制造出来的一个学术“企业”。
当然，巴赫金确曾反复论述，并从根本上认定人类生活的本质即是“对话”，人类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一种对话关系。巴赫金推翻了历来人们视对话为手段、方法的成见，断然宣称：“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以这种对话观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发现了不同于独语（独自）时代的精神领域内的众多对话层次：作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作者与读者，人物与读者等一系列的交往方式。这是一种复调式多声部的对位性的全面对话。在“时空交融”的变异中，多重声音，多种解题方式“共展并陈”，形成众声喧哗、百家争鸣的“杂语”局面。这种转型期的文化特征在民间文化中表现为“狂欢节”形式。狂欢节是一个没有观众也没有导演的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它嘲笑一切等级差异，亵渎神圣，颂扬平等。这种狂欢化实际上是对巨大的历史转型时期权威话语失去绝对统治地位而趋于多元、对话的现实景观的一种隐喻。
巴赫金的这一系列思想近年来迅速得到了西方理论界青睐。这一方面当然来自巴赫金对话理论自身的包容性和启发性，另一方面却在于西方理论界批评界的紧迫需要。20世纪以来，西方批评在经历了独标异说的片面深刻和理论创建期的轰动效应之后，又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各自理论的局限与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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