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通常将支先生的三部个案研究专著称为“三论”，从支先生著述的整体看，还应该加上一个“鲁迅论”，虽然此论并未形成专著出版，但其数量、质量和系统性都足以构成一部专论，所以本卷列为首辑。而这个“首”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支先生的鲁迅论，从他19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直到晚年，可以说是贯彻始终，是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端和主线；其次，虽然支先生的鲁迅论可以视为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个案研究之一，但与其他三论不同的是，鲁迅论还是他全部学术思想的根基和灵魂，换言之，支先生的整个学术思想，从立场、方向、精神到具体方法，都是源于、基于鲁迅的，这在他的几乎所有文字里都显而易见。因此，本卷始于鲁迅论亦终于鲁迅论，既是由于支先生著作的发表时间有此巧合，更因为这个所谓巧合所体现的是支先生学术思想的内在脉络。
选事之难，历来为中外古今的选家所长慨短吁，以至于“选”而成“学” （不是或不仅仅是指因梁昭明太子的《文选》而兴的“选学”）。文多比不得钱多，金钱这种性质均匀的东西真要花好尚且作难，文之有贤愚不肖，其复杂不亚于人，选精撷华更是不易，难怪其中有学问可做。即使同一作者的作品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见识、尺度选出来，也可能面貌迥异甚至大相径庭。当然，这是说选家难免有人性必有的一偏之见，也正因为如此，选事的理想或最高境界是无偏见的“呈现”，也即孑L夫子所说的“述而不作”--那些“现代的，太现代的”人会以为这是没有所谓的创造性，这自然是既没见过猪跑更没吃过猪肉者的想当然；真正动手选起来，恐怕比自顾自作文还为难，因为除了自以为的“应该”还得顾及被选者的“本来”--获得并且呈现出这样的真实本来就是天底下最难之事。因此说到这个选集，我只能说，我竭力呈现支先生学术思想的真实本有，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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