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姆类仁
有一首古老的儿歌曾提到过类仁姑母（Muhme Rehlen），由于我当时不知道姆姆（Muhme）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人物对我来说便幻化为一位精灵：姆姆类仁（Mummerehlen）。这样的误解使我看不清世界的面貌，但却富有积极意义，它让我踏上了通向其内里的路途。就事物的内里而言，任何外在的变动都是合理的。有一次，我偶然旁听到人们谈论铜版画（Kupferstich）。第二天我便将头放到凳子底下，以为那便是一幅铜版画（Kopf-ver-stich）。如果说我由此将自己本身和词语的意思改变了，那么，我只是做了必须做的事，以使自己能在生活中立足。我抓住时机学着把自己裹人（mummen）到那些本似云雾般的模糊词汇之中，这种发现相似东西的天赋其实不外乎是过去那种强制行为的微弱残余：变得相像并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种强制由语汇向我施加，那些语汇不是把我变成有教养的典范，而是使我与居所、家具和服装相像，唯独从不与我自己相像，因此，每当有人要我放松地展现自己的自然形态时，我会非常不知所措。那是有一次在拍照时碰到的情形。当时我的目光仿佛被亚麻布景、座垫、灯座夺走一般，这些东西就像阴间的影子渴望得到献祭动物的血脉一样意欲将我的成像拉人自身。最终，人们给了我一张上面简单画着阿尔卑斯山的图片，并将我必须举着羚羊胡小帽的右手放在云彩上方，将横贯的雪峰置于阴影之上。然而，较之于从室内棕榈树阴影中我那小孩脸上展现出的阴沉沉目光，这个阿尔卑斯山小孩嘴角刻意展露的微笑还没有那么郁郁不振。那些室内棕榈树见诸摄影师工作室，这样的工作室由于里面有小板凳和三脚架、织花壁毯和画架而有些像密室和刑讯室。我站在那里，没有戴帽子。左手以熟练的优雅动作托着一顶巨大的墨西哥宽边草帽，右手拿着一根拐杖，正面可以看到拐杖向后倾斜的球形捏手，捏手后端是一束在花园工作台上被安上去的鸵鸟毛。妈妈身着束腰紧身服，紧张地站在画面外的门卫身旁。她像一个裁缝师那样打量着我到处配有饰带的整个外套，那身外套好像是从一本时装杂志上模仿来的。而我本人却由于要和四周一切相应而变了样。我在家里就像贝壳里的一个软体动物栖身于十九世纪一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空洞得就像一只空空的贝壳。我把它放到耳边，听到了什么？听到的不是战场上轰轰的炮声，不是奥芬巴赫的舞剧音乐，也不是工厂主的嚎啕声或中午股市大厅里传出的叫喊声，甚至也不是石子路面上的马蹄声或卫兵仪仗队的进行曲。不，我听到的是被从铅皮桶放人铁炉中的灰炭燃烧时发出的短促的咝咝声，是煤气灯被点燃时发出的闷闷轰响，是街上车辆经过时灯罩碰撞铜箍发出的叮当声。此外我还听到一些其他的声音，比如钥匙圈的叮当声和前后楼梯的门铃声。最后，我还听到了那首短短的儿歌。“ 我想跟你讲述一些东西，一些有关姆姆类仁的故事。”诗歌的词句虽然走样了，但是它能体现我童年被扭曲了的整个世界。我第一次听到那些歌词时，以前在里面的那位类仁姑母已经不明去向了，而姆姆类仁则更难找到。偶尔我猜想她栖身在盘子上的猴子图案里，那图案游弋在大麦粥或西米粥的热汽中，我喝下那些粥只是为了能看见盘底的猴子图案。也许她居住在姆姆湖里，那静静的湖水就像一副灰色的披肩将她裹住。对于她我不知道人们向我讲了——或只是想讲——什么。她是无声地吸引着人的小碎片，就像小玻璃球里的雪片一样飘居在事物的内里，有时我自己也被带入其中，那是每当我用水彩描画时发生的情形。我调出的色彩将我也带入其中，在我准备用这样的色彩描画之前，它已经将我裹入其内。当这些湿润的色彩在调色板上交互渗透开来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沾到毛笔上，仿佛它们是一些正散走的云层。可是，我画的所有东西中最爱画的是中国瓷器。那些花瓶、瓦罐、瓷盘和瓷桶无疑只是一些廉价的东方出口物，但它们都有五彩缤纷的外观。这些东西如此地吸引着我，仿佛我那时已深明那故事的要义。这么多年后的今天，这故事又一次引领我去开启姆姆类仁之谜。该故事源自中国，讲述的是一位向友人展示他新作的老画家。画面上画着一个花园，池塘边一条狭窄的小径穿过下垂的树枝通向一扇小门，门后是一问小屋。当朋友们四处寻找这位画家时，他不见了，他在画中，慢悠悠地沿着那条狭窄小路走向那扇门，静静地在门前停住脚步，侧过身，微笑着消失在门缝里。我用毛笔描画碗盆时也曾有一次像这样进入到画中，随着一片色彩我进入到了那瓷盆中，觉得自己与那瓷盆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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