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对艺术问题的防弊而加权力。30年代，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们的现代派的尝试与探索，本来是“化古”与“化欧”，建设东方民族现代诗的一种实践，是新路子的一种拓宽，当时一些值得尊敬的理论家却判定为地主资产阶级文人颓废没落的歌唱，进行声讨。但是，我们30年代的诗坛还是留下了今天人们看到的那样纷繁多样的面貌。40年代，“九叶”诗人被骂为“才男才女们的大聚会”，甚至是粪坑里的一群猪，但是舆论的压力不能禁止他们的现代主义艺术探索，他们的一些艺术的高层建筑，才能以忠于时代与忠于艺术内在的统一为特色，在40年后又重放异彩。倒是后来的一些理论加上权力形成的压力和个人的遭遇，使这群渴求善、理想和真理的人们，却寂寞地无声无息了。艺术问题上的“防弊”的被防者，是否是弊，本来就大可讨论的。偏于防弊一旦与权力结合，它的魔力制造的就会是利弊混淆，是文学创作的萧条。<br> 三是防弊要尊重文艺规律。文艺自身的特质应当尊重，不能忽视，更不容违背。按文艺规律办事，我们就会繁荣些。违反了文艺本身的规律，文艺就会衰微。有些防弊者，用心何其善良，但抱着一大堆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框子，什么反客观主义啦，什么决不可把表现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放在同等地位啦，什么现代主义在中国没有土壤啦等等，花样虽然翻新，骨子尚是依旧。我们中国的文学家，近一百年来，承担着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作家都没有承担过的重荷。他们应该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和原则去完成自己。少一些精力的内耗而多一些的内心的安定，是中国作家的唯一的渴望。鲁迅讲的那种“横着站”的生存方式和心理担忧，应该只能成为20世纪作家们的一份遗产，不要留给后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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