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小说”，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小说’’，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小说观念再命名的。
在欧洲，小说发展的道路与我国大体相似，即由神话而传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至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十分鼎盛，致使黑格尔断言极限来临。及世纪末，现代主义小说很快出现，传统的主题和写法被打破了。其实，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小说的体式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小说之名（novel）迟至此时才正式流行起来罢了。
几乎与此同时，有了中篇小说（novelette或n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说是中型的叙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长短划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弹性，需要把所叙的事件的规模、时间长度、结构的复杂与完整的程度同时作为参照。绥拉菲摩维奇的中篇《铁流》，论结构，可以算作长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长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把它当作注水的短篇来看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把中国文学分为前后两截。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表面上是语言层面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带根本意义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所说的白话，仍是古典的白话，与五四时期语法相当欧化的白话很不相同。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得，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土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盘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棉花条儿）、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的响，声音是那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整理工作材料；她呢，成天和老百姓们打交道！……但在这些日子里边，我们不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看你这两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
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她呢？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也不？那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鸡巴！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的像只猴儿，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一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翘了个二郎腿，含了根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那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的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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