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年头，谁不相信谣言才是傻瓜。很多真实的故事，都从谣言开篇。谣言总是不幸应验，这很让梅次地区的百姓长见识。谣言只不过多了几分演义色彩，或是艺术成分，大体上不会太离谱的。梅次这个地方，只要算个人物，多半会成为某个谣言的主人公。不然就不正常了。
朱怀镜自然是个人物，只不过他刚刚到梅次赴任地委副书记，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住房尚未安排妥当，朱怀镜暂住梅园宾馆五号楼。这是栋两层的贵宾楼，坐落在宾馆东南角的小山丘上。碧瓦飞檐，疑为仙苑。楼前叠石成山，凿土为池，树影扶疏。站在小山下面，只能望其隐约。小楼总共只有16个大套间，平时不怎么住人，专门用来接待上级首长的。朱怀镜住二楼顶头那套，安静些。套间的卧室和客厅都很宽大，有两个卫生间。梅次管这叫总统套房，就像这南方地区将稍稍开阔的田垄叫做平原。恰好是四月天，池边的几棵桃花开得正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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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以他（王跃文）秉直又清高的本性，不像是能混迹官场17年的公务员；但是，以他把枯燥无味的领导发言都能妙笔生花显出才华横溢的本事，又确实是当年机关里不可替代的笔杆子。1999年，36岁的王跃文以《国画》一举成名。这部描写官场风云的小说，把王跃文推上风头浪尖，一时间洛阳纸贵，连盗版书都不可一世地横扫全国。对于自己有着清醒认识与深刻反思的作家，是值得敬重与期待的。“我思故我在。文学应该是人类思考生活的重要方式。”王跃文说，他希望有一天静下心来，把自己的文字从头到尾再梳理一遍，多少年后回望时，能够感到欣慰，还能得到读者的承认。他说：“真正好的作家，小说要贴着地面写，要让读者回到现场。”
——《工人日报》
任何社会都应该有一点批判羊城晚报：隔了差不多十年，当年写《国画》、《梅次的故事》，今年出版了《苍黄》，其间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王跃文：应该说是有一些变化，因为我创作《国画》的时候也就三十五六岁，在官场里面看到了很多的人和事，那个时候可能比较“愤青”一些，有人评价《国画》是一部“孤愤之作”，我承认有自己对现实的一些观察思考；那么到了《梅次故事》，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到了写《苍黄》的时候，我是看到生活中更多的丑陋，但是没有改变我对生活的真正看法，批判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羊城晚报：谈谈你的批判立场？王跃文：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坚持一种批判立场，我认为都是一种很可贵的态度，从来没有一种最理想的社会，没有过，因此在任何国度任何社会任何民族里面，应该有一点批判，这是必须的。如果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不敬畏，认为到了太平盛世的话，那可能很危险了。羊城晚报：你的官场小说跟现实生活相比有什么不同？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更戏剧化？王跃文：如果靠某一部小说或者其他文学作品，去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某一方面的现实生活，这是做不到的，也没有，文学也没有这个义务。如果说真实性，我觉得有时候文学体现出来的真实可能比现实生活更真实，更典型化；如果说戏剧化，有时候官场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更加戏剧化，比如生活当中有一些真实的事情照搬到小说中来，读者可能还觉得你这个是假的。我在《苍黄》里写到过，当地的政府将上访的人送到精神病院去，许多人就说，这是真的吗？怎么那么黑啊？我上次就看到山东什么地方的报道，确实有这样的事。我今天坐飞机来的时候，又看到一则报道，河南某地一个农民告乡政府，就被当作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去关了六年半，但是后来经过检查，一切正常，根本不是精神病。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