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自己说：“予作诗即不喜用典。”但浅学如我，总认为他的诗博大精深，古今中外，科学文史，儒释仙道，无不涉及，用典还是多了一些，没有注释，很难得到通解。读书越少，则以为句句是典；书读得多，则即使僻典，也不会感到是什么“拦路虎”了。其实用典即是用事。白乐天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事则可能用典。据黄萱女士回忆，陈寅恪先生就曾经说过：“诗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黄女士说：“陈先生大概指的就是古典今典吧。要从古典来体会今典，是不容易的事。”（见其所著《忆念陈寅恪教授》）这就是说，写诗不能言之无物，必然用事用典，但古典可能较易查得其解，而从古典以体会今事，则往往较难，诗人写诗的当时所谓何事，所得何感，没有诗人记述，则往往不易得解。这可能是为之作注者的最大困难所在。作注者未能明白注出今事，则只有赖于读者自己去理解，去领悟。读者在经常诵读一些浅易通俗的诗篇之后，有意去欣赏某些更加典雅的、精粹的、甚至是有点深奥的作品，经过一番钻研的工夫，终得其解，这可能也是一种很大的乐趣。当然这只能由读者自己定夺，。谁也勉强不得。
鄙人条件很差，舍间藏书又少，且年过八十，又缺乏助手，对胡诗作选注，很有点不自量力。但总觉得这个工作要做，而且要抓紧时间做。否则一些青年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胡诗，偶一触及还是没有弄懂，便会轻信那些对胡先生的诬蔑之词，而胡先生平生所志所想只能始终为人误解。这一工作如果能于世道人心有些微帮助，对中华诗史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则付出这种劳动是有意义的。如果能引起更多的人重视，引起一些有识之士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当然更是我所希望的。鄙意选务求多，除明显不合时宜和无关宏旨的，或与胡先生后来主张诗要醇厚之旨意不合的外，一般都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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