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被集中地暴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其处境的尴尬也更进一步凸现出来。这种尴尬还不仅限于再次确认自己的处理现实能力的贫乏,甚而迅速严重到连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即便一些最不想轻易接受失败感觉的启蒙者,也无法不发现自己在接踵而至的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名词游戏以及改革与腐败、效率与公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前,经常连起码的判断能力都丧失了。这一切都使得今天我们对20世纪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在今天的适应能力深感怀疑。为什么一种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本来极有希望的话语形态,反倒自己在现实中也成了需要人们专门去解决的问题了呢?
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从多方面思考原因。首先,由于启蒙话语最初不是由我们的历史文化在自身的运行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而是在国家积弱、民族存亡的关头出于功利的目的被引进过来的,所用来作为效仿对象的西方启蒙话语本来就有不同的来源,是相对于各自不同的现实环境而产生的。所以启蒙中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单靠空洞的理论讨论能解决,更主要的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中经历着不断的选择和淘汰,才能逐步显示出其相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具有意义的价值成分。而这种实践经验又正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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