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不久就发生了长达七个月之久的女师范大学风潮。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鲁迅政治生活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直接投身于革命群众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正义斗争。他参加并领导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反对北洋军阀教育总长的斗争，成为进步学生斗争的支柱和导师。他为被非法免去教育部佥事而与教育总长章士钊进行了诉诸法律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他围绕“三·一八”惨案，对段祺瑞执政府和依附他们的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文字。就是在这样激烈的斗争中，鲁迅用杂文的武器进行冲杀的同时，还努力把自己战斗的情思熔铸在完美的艺术形象中，写下了小说集《彷徨》、散文《朝花夕拾》部分篇章和整本的散文诗集《野草》。鲁迅称《野草》是抒写“小感触”的短文，实际却弥漫着大时代的涛声。
由于鲁迅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鲜明革命立场，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和仇视。“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鲁迅就以战斗的铁笔，揭露了军阀政府血腥的罪行，因而遭到他们的通缉。通缉包括鲁迅在内的黑名单已经公诸报端。鲁迅于1926年4月初到5月末先后在莽原社、法国医院、德国医院过着辗转颠沛的避难生活。但是，恐怖没有迫使鲁迅停笔。他写下了多篇更为激烈的战斗檄文。《野草》中的最后两篇《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就是在避难的地方写出来的。王冶秋回忆说：“记得鲁迅先生避难的地点之一是德国医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医院后半部——一间小木板房里。那时候，素园还去看过他，回来述说着，鲁迅先生还在写作。”①
在这一个时期里，鲁迅的文学活动也是十分紧张的。他除了继续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等学校先后兼任课事之外，写作和其他文学活动更是极为繁重。在1924到1926年，除了小说、杂文、散文诗的创作之外，还翻译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等书。他参加《语丝》社，是主要的撰稿者。他和文学青年组织未名社，编辑了《莽原》周刊、《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书》。他为青年编校和撰写序引的书籍不下六七种。有的刊物，从编辑、改稿、校对，都得他亲自动手。有时他为校稿甚至彻夜不眠。1925年7月25日《日记》就载：“校印稿彻夜。”后来他给许广平的信里说：“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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