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治”观评价上，也许鲁迅与章太炎的思想关系是最为直接和接近的了，但二者仍有不同。两人作为师生和革命团体的同志，在政治学层面上对于“众治”即共和，表现出极大的一致，都主张用暴力来推翻专制政治而建立共和政治。鲁迅在1903年写作的论文《中国地质略论》中，以地质结构的不整为例，认为“谭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但是由于“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当辛亥革命发生之际，鲁迅不仅身体力行，参加具体的活动，而且在理论上从政治权利平等的角度对其加以肯定，得出“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①的结论。章太炎于同年发表著名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也针对康有为用“流血”、“死人”来反对革命和共和的观点，指出必须要经过“血战”，民众方能得到“自由议政之权”。章太炎是民族主义革命者和传统学者，他关注的是中国的民族和伦理问题。因此，他从“民皆平等”的伦理角度批判西方议会政治，称“被选者必在显贵仕官之流……徒令豪民得志，苞苴横流”②，而且“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而且，因为选举区域的限定，“数愈阔疏，则众所周知者愈在土豪”。最后结果又是往昔“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名日国会，实为奸府”。由于选举过程的“作奸树伪”和代议过程的“坐而论道，惟以必抒觉见为期，不以抒民意为期，乃及工商诸政，则未有不徇私自环者”，结果议会中“要之豪右占据其多数寡不当则不胜”。于是，章太炎最终对议会作了道德否定：“故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最后，他再进一步，转而肯定“专制”：“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纾其死”③。这是开明君主制的同义语！我们终于从这里找到了前几年风行于海外和大陆的所谓“新权威主义”的声源。章太炎的后一愿望也许可以视为鲁迅那句“压制尤烈于暴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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