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八大家”这一重要的古代散文创作集体中，三苏父子是唯一的在古文创作上取得不凡成就的文学家族。当初苏洵携苏轼、苏辙来到东京开封，凭借着张方平等的推荐、欧阳修等的揄扬，加上次年苏轼、苏辙在科举考试中双双高中，一时三苏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特别是苏轼，当时欧阳修就发出了“老夫须放他出一头地”的感叹，欧阳修晚年更是带点伤感地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朱弁《曲洧旧闻》卷八）而在南宋时期，苏文代替《文选》，成为士子争相效法的榜样。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就记载了这样的谚语，北宋时是“《文选》烂，秀才半”，而南宋时却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不过，这些历史故事多多少少显得好像苏洵和苏辙沾了苏轼的光似的，是也？非也？

　　★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宋·苏轼

　　★苏文定公之文，其镌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道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扬，而洲岛之棼错，云霞之蔽亏，日星之闪烁，囱一龙之出没，并席之掌上，而绰约不穷者，已西汉以来别调也。

　　——明·茅坤

　　他站立在朝廷之上，皇帝面对他也会恭敬谨慎，有所畏惧；士大夫们也不敢在他旁边安适放纵，懈怠偷懒了。对于功名利禄赏赐之事，他能够议论那是否可行，但不求把这当做自己个人的恩惠；对于刑罚处分，他能够参验其轻重是否得当，但不求把这当做自己个人的权势。他们的目的，关键是要使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百官臣僚都能有所畏惧，而自己却并不谋求什么私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做重臣的，用不着天下的人都归顺自己；而那做权臣的，也不需要让皇帝惧怕自己。所以，只要根据权臣、重臣的所作所为来观察他们的意图所在，那天下人有谁是可以欺骗的呢？所以臣说：治理国家，哪里可以一天没有重臣呢？况且假使如今治理国家却没有重臣，那么，朝廷里的事情，就只能是皇帝为所欲为，却不会有人来支持或反对。即使皇帝有采纳建议规劝的贤明之心，但百官心里畏惧，战战兢兢，没有重臣那种平时受尊重的威严和权势，谁愿意触犯忌讳、冒着罪责而为国家的利害说话呢？只有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上，才敢呈上奏章，无所顾忌地喧哗吵闹一番。至于面对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大事，则都将闭口远离，谁敢站出来讲话而遭受灾祸呢？这才是皇帝最大的隐患啊。可悲啊！后代的帝王，只看到天下那些权臣进进出出都唯唯诺诺，以为恭顺有礼，却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用来无形中破坏国家的伎俩；后代的帝王，只看到天下那些重臣刚毅果敢，总喜欢违背皇帝的意志，就认为他们桀骜不驯，却不知道他们正是为国家社稷考虑。这两者使帝王心里迷惑混淆，不能够分辨哪是邪佞的、哪是刚正的，因此亡国丧权的事情接连不断，却始终不能觉悟，哪里值得悲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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