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学勃兴与思想话语权的下移
明代学术的转向，即由理学的性理之穷究转向对陆王心学之本体的感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元代以降，历代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并不遗余力地予以吹嘘，看起来是抬高了它的政治声望，加大了其自上而下的震慑力。其实，是大大萎缩了它的发展空间，加速了这一思想的僵化进程。所导致的结果，是“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勒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难怪人称：“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表面的平静与沉寂，并不能说明“一道德以同风俗”之现状的永恒。坚冰覆盖之下，往往涌动着湍急的暗流。就个体的“人”而论，乃是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体。作为社会群体的一个成员，亦即社会的存在物，既会追求趋同性，而将自身行为规范、能力才情融人社会的生活链之中，正如同有人所云，“他的生命就在于能把自己的个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就在于能表现自己，使自己成为对象”，为社会所认可。同时，由于个体出身、经历、学养之不同，他们的思想又会呈现出多样形态，在思维模式、道德追求、价值判断等方面，又各具特色，希图用同一范式强求一律是很难实现的。
官方舆论的强制性引领，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激使人们调转学术路向，借助陆象山之学以寻求解脱之方。力图摆脱支离破碎之窘境，追求“自信”、“自得”、“自乐”的自然之境，“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的“鸢飞鱼跃”的活泼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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