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余》所录诃多为五代北宋词，以洪武本为例，周邦彦、苏轼、秦观、柳永、欧阳修、康舆之、黄庭坚、李清照等人的词就占去了全书的四成，苏轼被选人的主要是其婉约风格的词。内容上大致不出抒情词写景言情两端，功业、抱负、气节、理想等绝少有之。风格以婉约为主，不发露、贵含蓄，措词轻灵曼妙，婉转流动。明人就是以推崇此种词凰而重视《草堂诗余》的。我们将此呈现，并非要将《草堂诗余》与陈子龙词作简单的比较，得出轻率的结论，而是从中寻求陈子龙词学审美倾向的根源。
《草堂诗余》作为明词审美风气的反映之.又影响着明代文人词的创作。正如孙克强先生所言：「综观明清词学史的发展，《草堂诗余》无论作为高扬的旗帜或抨击的靶的，一直受到词学家的重视，虽然《草堂》的选编者未必有明确的词理论主张，但《草堂》之选仍体现了特定的审美倾向，遣种倾向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士人心态和文学思潮的背景下产生较大反响。
陈子龙以词为小道的观念、只欣赏南唐北宋词的局限，消遣自娱性的创作态度、对词风的审美认识，都可以从此找到渊源，是和明代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相联系的，是时代审美风尚的反映。陈子龙肯定词体言情的特点，又赋所言之情以规定性；「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南渡以还的「慨」、「亢」之情显然在排斥之列。他重视「辞随意启」、「沈至之思」，但主要着眼点仍在二层艳之情」、「盼倩之趣固然与个人欣赏旨趣相关，但更与时代风尚遣一深层制约因素有阅。当然，陈子龙与当时多数词人学《花间》、《草堂诗余》不同，他们只学其刻红镂绿、儿女闺檐，缺乏深隽之思。而陈子龙词特别是后期词「能以脓艳之笔，传凄婉之情」，表现了一种低徊宛转的姿致之美，其功绩恰在他对于明诃的反思，廓清明词的积习，发展了词的「寄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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