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和近代欧洲，对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弥尔顿、拉辛等作家、作品的研究往往都被置于比较视野中进行。在此，仅以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为例来粗略勾勒这种比较研究的盛况.《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中所搜集的文章，如约韩孙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柯尔律治的《莎士比亚戏剧特点的扼要重达与摘要》、赫士列特的《莎士比亚与弥尔顿》等无一不充满了比较意识，并运用了比较方法。正如约韩孙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所说：“除非拿莎士比亚来和其它的作家比较，不然就不容易想象在使他的思想和实际生活相调和遣方面，他的本质是如何高强。”①对于已经十分熟悉比较方法和具有较明确的比较意识的近代学者来说，对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已经无法摆脱比较的框架。
在一定意义上，比较异同是人类的天性，这一天性随着人类实践领域的扩大而不断地在各个领域展示其价值，并逐渐成为人类的一种自觉的意识和能力。在欧洲文学研究领域，从古希腊零星的作家、作品异同比较，到古罗马粗具规模的典范性比较批评，再到近代蔚为大观的文学比较研究，欧洲学者的比较意识逐渐走向自觉，比较视野逐步开阔，比较方法日趋娴熟。而且就近代的作家作品比较研究来说，欧洲的文学比较已经开始体现出跨民族、跨国界的趋势，虽然这种“跨越”和“沟通”仍然处于同质文化系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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