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论之，环境问题越来越强地刺激着艺术创作者和学术研究者。在高等院校内部，跨学科的环境研究项目也在增多，因为学生们对此要求之强烈不亚于研究计划的制订者。尽管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迄今为止还是这类项目的主要担当者，但相当数量的人文学者也已投入其中，很多人将原本作为公民就拥有的责任感投入到与环境方向的教学和研究中去。实际上，很多非人文学者会同意、也经常比持怀疑倾向的人文学者更乐于同意：洞察力、价值观、文化和想象等问题，是解决今天环境危机的关键所在，它们至少和科学研究、技术手段和法律规定有着同等的基本作用。如果参与环境对话的我们感到自己在学院内外都只是在装点门面，那可能更多是因为在我们的内部，关于作用、方法和声音有着很多争论和不确定，而不是因为学术圈内外在人文学科的“非实用性”之上附加的那种污名。世纪末的骚动：一个快照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参与环境转向的文学学者发现，自己进入的是一个开启心智而又成分复杂的跨学科交流队伍——其中有生命科学家、气象学家、公共政策专家、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景观建筑学家、环境律师，甚至应用数学家和环境工程师。学者之间的交流开始消除或者继续澄清其本行学科工作令人迷惑之处。这种骚动状态引发了相反的两种反应，它们表面上比实质上更加对立：一个是对现行批评理论模式的抵制，另一个则是对理论的探究。
很多早期生态批评家把这个运动主要看成是“拯救”文学的一个途径——它可使文学摆脱由批评理论的结构主义革命造成的读者远离文本、文本远离世界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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