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科什那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始她教授维多利亚文学的生涯，她在该校获得了英语博士学位。她还在媒体和技术方面有所成就，其中包括创立全国橄榄球联盟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因特网业务。她还经常向高等教育和互动传媒方面的学术会议和期刊投稿。她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荣誉学院的院长。目前和她的丈夫哈罗德·韦恩伯格以及孩子伊丽莎白、凯若琳和彼得住在纽约。

    很少有家庭秘密既能改变人的生命，又能在世界历史中起到重要的链接作用。近五十年来，莎拉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她曾在七个不同的纳粹劳动营里经受了五年奴隶般的劳役并活了下来。战后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里，她一直未告诉她的孩子们她这段史诗般的，却是非人的痛苦经历。她把三百五十多封信、相片和一本日记留在身边却只字不提。直到1991年，在她进行心脏手术的前夜，才突然把这些东西交给了女儿安。
    纳粹劳动营里囚禁的犹太人建造了铁路和公路，生产了弹药和物资，无形中为纳粹战争机器无休止的需要提供了支持，但我们对这个庞大的纳粹劳动营网络的了解却少得令人惊奇。本书给我们的是一个过来人的叙述：生活条件十分残酷，死亡率极高。当十六岁的莎拉到杰帕斯多夫的一个集中营报到时，她以为只要六个星期。五年后，她还在劳动营里，而那时她那人数多达五十的大家庭里只剩下她和两个姐姐还活着。在集中营斗争的最初几年，莎拉得到了好友艾拉的帮助。后者后来领导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起义，只可惜在那个集中营被解放前几个星期被处决。然而最为关键的是，莎拉的幸免于难应该归功于她的朋友和家人写来的信里传递的丝丝支持。她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去保存这些信，这些信里写的是向往、是爱、是希望，字句之间是令人断肠的伤痛，同时它们也验证了人的精神，一种即便是畸丑的邪恶也无法击败的坚定。
    《莎拉的礼物》是一本稀有的书，是安献给她母亲的礼物，也是这两位女性馈赠给世界的礼物。

    莎拉5年中辗转了7个纳粹集中营，拼死保存下的352封信件。这些信件编织的是一个战争的情感史，一个交杂着恐惧、寂寞和绝望的赋格曲。本书已被翻译成波兰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并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反响！
    《莎拉的礼物》确实是一份礼物。它基于详尽的研究，是一部匠心独运的非凡之作，它的问世让人充满敬意。它延展了我们对犹太女性及其为生存以及为黑暗中闪烁的光芒而抗争之方式的理解。
    ——迈克尔·贝伦伯姆，美国大屠杀博物馆创始人，犹太教大学神学教授
    这本书的确不同凡响，普通读者和资深学者，都能在书里学到别处学不到的东西。我以阅读讲述大屠杀的书为生，可我极少读到这样一本行文如此简洁、字句如此优雅、叙述框架如此充满人性的书。它魅力非凡，撼人至深。
    ——道格拉斯·格林伯格，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会执干行干部
    一部详尽的家庭备忘录。
    ——既是生动的见证亦是感人的叙述；——揭开了纳粹劳动营的骇人恐怖。
    安·科什那把莎拉的礼物传递给我们每个人，向她那了不起的母亲表示了敬意。
    ——约瑟夫·康能，《德国好人》的作者

    第一章 顶替姐姐
    她姐姐读着信，为了让父母听得懂，她把波兰语译成依地语：
    “依据犹太长老会的命令，瑞泽尔·冈卡兹将于1940年10月28日报到，参加劳动营六个星期的劳动……”
    瑞泽尔刚念完，莎拉就开口了：她将顶替她姐姐去。
    两姐妹谁都不知道“劳动营”是什么东西。她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但是自从去年秋天纳粹入侵波兰，带来巨大的灾难以来，冈卡兹一家都已做好准备，迎接下一次冲击。现在这个冲击来了，却是以这份简单而且看起来很正式的文件的形式，详细情况不明，但却盖着犹太长老会的章。这个长老会是纳粹最近才成立的，它选上的第一批去劳动营的年轻人几个星期前已经出发了。到现在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近况。
    这个家庭需要钱。瑞泽尔的名字在名单上，因为她的父母付不起长老会设定的“人头税”；如果你交了税，你就可以免于送一名家庭成员去劳动营的义务。只有最穷的犹太人才会去劳动营。那封信上说这些所谓的志愿者可以得到报酬，他们家庭里其他成员可不必去了。
    莎拉是约瑟夫和查娜·冈卡兹十一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有三个孩子在成年前就夭折了，还有一个在波兰军队服役期间死去，他是同伴士兵攻击的受害者。两个年纪大一点的女儿和一个儿子住在附近，各自成立了家庭。另一个儿子不久前逃往了俄罗斯。莎拉和她未出嫁的两个姐姐布利玛和瑞泽尔仍在家里住。
    冈卡兹一家在战前已是左支右绌了，现在更卷入了一个不断升级的贫困和危险的圈子里。自从去年纳粹入侵，父亲实际上已如囚困在公寓里，因为削砍胡子和殴打老年的犹太人已成为纳粹找乐子的方式。一些信教的犹太人已经把胡须剃去，而且修剪了两鬓的卷发；约瑟夫不愿这么做。他再也不能在街上安全地行走，再也不能在会堂里祈祷，或者给他的学生上希伯来语课。
    任何人只要认识瑞泽尔就知道选择她去劳动营肯定是某种任意挑选的官僚化错误。瑞泽尔虔诚而富有书卷气，总是埋头读书，有关劳动的事情找任何人也不应找她。如果德国人想找强壮而且能够很快适应新的不确定环境的人，他们找错人了。瑞泽尔身材瘦小，看上去跟孩子似的，厚厚的眼镜让她的眼睛显得很大，她总是一副吃惊的神情。虽只有十八岁，瑞泽尔对人性却已颇富洞察力，不过很少人知道这一点。她深居简出，喜欢和她的姐妹们在一起，而且喜欢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些文字和诗句。孱弱而敏感的她一接触到新的地方和人就明显地会畏缩，她对陌生人而言也不是很有吸引力——孩子们除外。孩子们很爱她，从未注意过她言谈举止的怪癖，而且很享受她对他们跑来跑去的强烈的欣喜。人们很容易就认为她很古怪，但她古怪的外表下掩藏着坚定的品格和超群的智力：她是姐妹中最有学问的，随时随地都愿意吸收知识，因为她对祈祷和犹太研究的执着，她在这个关系紧密的犹太社区里小有名气而且颇受尊敬。
    在纳粹来之前，两姐妹在波兰公立的学校里上学，穿着白袖口白衣领的海军蓝校服肩并肩地走着，总是整齐而干净。下午她们会接着去附近的贝斯亚霍夫（Bais Yaahov）学校听用依地语（她们社区的本地语）上的犹太研究课。在家里她们是最早接受正规教育的女孩——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
    贝斯亚霍夫学校是在1918年由一个叫萨腊·史尼勒（Sarah Sche—nirer）的革新教育家创办的。她的犹太女孩宗教课程的概念引起了争议，但很快传播到东欧和中欧二百五十所学校和近四万名学生，教她们的老师都是从史尼勒1925年在克拉科夫（Krakow）创立的新的神学院毕业的。这些聪颖的年轻教师身上散发着一种高尚的目标感，她们的知识能量让瑞泽尔和莎拉感到高兴而且深受启发。老师们的一切看起来都很特别，甚至是她们的衣服，时髦却不张扬，而且由于是未婚，她们可以自然地留着头发，而不是戴着假发。
    萨腊·史尼勒本人正是女孩们的偶像。她亲自造访了每一所学校，当她于1935年逝世时，成千上万她的学生哀悼她们的精神母亲的离去。在莎拉细心写下的日记里，她记录了萨腊·史尼勒来到她们学校这件事情，并吐露了她对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性的逝去所感到的悲痛之情。在墨守成规的宗教领袖们抵制让女孩子接受教育的新观点之时，正是她顶住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莎拉的父亲对此也保持了谨慎态度，但他认识到了时代的变化，并允许他的女儿们去那个学校上学。
    两姐妹的表现也证明他的信心是有道理的。两人都是优秀的学生，但瑞泽尔是个非常专注的学者，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老师。当她的波兰语老师推荐她去体育馆那里进行高层次的研究时，她一开始十分满意，但后来那里更为世俗化的课程和氛围让她觉得难以接受。她绝不会妥协自己的宗教原则。
    纳粹的入侵让一切接受更多教育的想法成为泡影。犹太人的学校被迫关门，那些有趣的青年教师都解散回到自己的家中。波兰的学校大门对犹太学生关上了。瑞泽尔并不气馁，她继续独立学习，而且开始在家中辅导年纪小点儿的女孩，以贝斯雅霍夫学校的风格教授希伯来语课和宗教知识。
    瑞泽尔是个优秀的老师，她温柔地引导学生跟着她的脚步进入要求更高、更为严格的学习当中。不过瑞泽尔对自己的妹妹却少了许多耐心。莎拉在瑞泽尔的严厉管教下坐立难安，她害怕姐姐那极为挑剔的眼神，任何一个学习上的错误，任何一处宗教上的不得体都难逃她的法眼。当她在安息日用梳子，或在炎炎夏日并非心存不敬而把长袖卷起来，暴露了手腕以上几寸属禁区的皮肤时，如果瑞泽尔威胁说要告诉父亲时，她却吓坏了。震骇于她的姐姐是一回事，可是她非常敬爱她的父亲，他从未大声训斥她，而且对这个最小的女儿也是疼爱有加。她可实在不忍心让他失望。
    瑞泽尔天资聪颖，意志坚强——可同时也拒绝妥协、不会变通。无论这个叫做劳动营的东西有什么要求，瑞泽尔永远无法适应。而让比她小一点的姐姐布利玛离开家里更是不可思议。布利玛是家里的情感核心；家里经济困难、举步维艰的时候连父母都需要她的温婉体贴来获得些安抚。布利玛年轻漂亮，她原想离开波兰投奔住在巴勒斯坦的表亲，可当父亲表示反对时，她接受了他的决定。她总是把家庭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告诉她的姐妹们有事找她，而不是找她们的母亲，因为母亲经过二十年的生儿育女已操劳已久，疲惫不堪。当莎拉长大成为一名坚强昂扬的年轻女子时，布利玛忽视了她妹妹的年轻活力，而是充当了莎拉的维护者。
    十六岁的莎拉觉得生活痛苦而平庸。环顾着她和六个家人合住的低矮房间，她几乎认为生活不可能变得更糟糕了。白天的时候，这个房间是个拥挤而吵闹的车间，布利玛用机器绣着亚麻布，而她们的父亲和瑞泽尔在桌子旁边轮流辅导学生。房间里有几件家具：一张旧的木桌子，同时也是书桌、工作台和饭桌；一个放衣服和亚麻布的摇摇欲坠的衣橱。门又小又矮，门外通向一个储藏间和大楼公用的晒衣绳。邻居们从家里穿过去收衣服，并不总会征求同意。到了冬天，衣服会冻上薄薄的冰层，如果莎拉乱跑的话，打在脸上生疼。储藏问里还放着家里的草编床垫和晚上用的便壶，因为天黑走下三段楼梯去院子里的厕所太麻烦了。她一想到那个肮脏的户外厕所就打寒颤，每次她都蹑手蹑脚进去，心里祈祷邻居的男孩们不会透过墙上的小洞偷看，她知道他们在薄薄的墙上钻了洞。到了晚上一家人把缝纫机移开，把床垫拖出来，用衣服盖上；她和母亲合用一块床垫，她的姐姐们用一块，父亲单独用一块。有时亲戚来访的话，他们睡储藏间的另一块床垫。
    她仅有的能让她逃避现实的东西是一扇小小的通往屋顶的斜窗。如果没有邻居在场的话，她会爬出去，脸上抹着一滴黄油来迎接阳光。为了享受宝贵的几刻清静时光，就算是冒着摔到下面的院子里或被瑞泽尔训斥一顿的危险也是值得的。
    这是她唯一的家。第一任妻子在因生孩子去世后，她的父亲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娶了他年轻的小姨子查娜。约瑟夫和查娜一起把这个生下来的女孩和后来的十个孩子拉扯成人。一家人从小镇沃布罗姆（Wolbrom）搬到不远的索斯诺维克（Sosnowiec），这是个更大的城市，约瑟夫也希望能招到更多的学生。
    查娜则努力为一家人寻找食物——总是能无中生有地煮点什么，她们的父亲苦涩地说。布利玛已是个很有天赋的厨师和面包师，还是她母亲的“闺中密友”和帮手。她们家的饭虽然简单却有营养，特别的配料都是留给安息日和其他节日。大家的最爱都是鹅，这可是冬天的美味，因为冬天的时候鹅是最肥的。准备鹅肉大餐得花一天的时间，母亲能充分利用鹅的每一部分：鹅肉正餐吃，骨头熬汤，羽毛则用在羽绒枕头或温暖的毯子上。鹅身上的脂肪被剥下来，放在储藏问里最冷的地方，即施摩尔茨，整个冬天她都会留着，直到春天用于准备逾越节大餐。
    日子不好的时候，橱柜里空空如也，查娜会烧一些纸而不是烧饭，假装炉子里正煮着什么东西。避免看起来需要别人的赈济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看见烟囱在冒烟会觉得我们在烧东西吃。”约瑟夫这样告诉她。
    冬天的时候，查娜的毛线针会停不下来，编织出羊毛围巾、手套和袜子，好不让她的姑娘们冻着。莎拉一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就会看见她母亲的样子：穿着她一直穿的黑色裙子，眉头深锁，戴着照莎拉自己的长辫子做的假发，手里忙着打毛线，不停地打，不停地打。

引言 在她成为我母亲之前
第一章 顶替姐姐
第二章 一个干净的犹太人
第三章 萨仁卡
第四章 小的和灰的，老的和小的，穷的和富的
空位期 1942年8月12日
第五章 好日子好邮件
第六章 最后的生日
第七章 120年自由
后记 沉默的另一端
莎拉经历的劳动营
莎拉的家庭
资料注释
鸣谢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