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他得出了如下结论，即这些大乘经典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远离佛陀时代的作品。换言之，在他看来，首先有一个纯粹的起源，离此愈远，则愈失其原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颓。文本化指的是佛教研究的依据不再是田野调查，而是文本。即通过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在佛教和印度的其他文本对照中，来确定特定用语的含义。最后，人间化则是认为佛陀是人而非神，从而摈除了神话传说，确定了佛陀的历史性。Burnouf的研究可以说奠定了西方佛教研究的方向，也揭开了近代佛教研究的序幕。因此，在19世纪后半叶，搜寻梵文和巴利文的佛教原典，成为佛教研究的最为重要的动向。1881年，伦敦成立了巴利圣典协会，其宗旨便是以为依据巴利语佛典的上座部佛教才是原初纯粹的佛教教义，而大乘佛教则是后世偏离之作。而牛津大学的马克斯·缪勒（1823-1900）则依据印欧语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印度的神话进行研究，开创了比较宗教学这一新的学科。
上述欧洲的佛教研究动向，也影响到了亚洲佛教自身。日本的佛教界，随着立志学习西方的明治国家的诞生，也把目光投向了西方。1872年，东本愿寺的年轻法主现如，带着几位心腹，悄然航行西方，途径印度，历访法国、英国、美国等地，察觉到了西方佛教研究的动向。归国之后，便拟派送僧人去西方学习梵文经典。经过了数年的酝酿，终于在1876年，决定派遣南条文雄（1849-1929）、笠原研寿（1852-1883）两位年轻的僧人前往英国。而这一年，真宗东本愿寺派也在上海设立别院，开始了中国传教的历史。南条和笠原，在伦敦经过了两年多的英文学习，最终决定前往牛津大学，成为缪勒门下，研习梵文和佛教经典。途中，笠原不幸因病缀学逝去，而南条则肩负了本宗的所有期待。至此为止徒知汉译经典的南条，在缪勒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梵语，开始了梵文经典的研究。缪勒多次劝告他，应该在日本、甚至到中国、西藏去寻找佛教原典。南条认真地接受了这一劝告，不仅在日本搜寻到了《阿弥陀经》、《金刚经》和《心经》等梵本，而且还在1879年，写信给曾在中国传教的本派前辈小栗栖香顶，要求他协助在中国和西藏调查梵文经典。南条在这封信中，不仅介绍了西方佛学研究的盛况，而且对于东方（日本、中国）的佛教研究的守旧无知进行了批判，诉说了梵文原典研究的重要性。这无疑预示了佛教研究在东亚的新变化。
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了搜寻佛教原典的新动向。1880年代初期，苏州的著名居士许息庵委托另一位居士沈善登，写信给远在伦敦驻英大使馆任职的杨文会居士，要求在西方寻找梵文典籍，以求释迦原义。而此时，杨文会业已与南条在伦敦相识，交往密切，热心讨论西方佛教原典研究的状况。从他们的议论中可看出，通过原典研究，重新理解释迦教义，成为两人的共识。
从上述中日佛教界的新动向可看出，西方佛教研究的新趋向，不是孤立而起的，日本、中国都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反应，而且相互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和互动，表明以汉译为中心的东亚佛教研究开始把目光转向印度原典，呈现了一幅黎明时期的东亚佛教研究转型的图景。
然而，上述中日佛教者的两封信，至今学术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甚至这一黎明时期的新动向也不为人知，故本文将介绍其内容，考察中日佛教者之间的交叉关系，从而揭示中日佛教者是如何加入到了这一历史性转换的潮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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