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卷5说宋云“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时所作”。“左末”又作且末，《魏书》卷120《西域传》日：“且末国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里。”宋云所经“左末城”虽非近代新疆且末县治，但不可能距此太远。这个地方处在塔里木盆地南沿，宋云在这里看到了没有胡貌的“佛与菩萨”是很有意思的。“乃无胡貌”即是相对中原地区汉化了的佛教造像来说的。我们知道，佛教艺术刚刚传人中国后，还没来得及完全中国化以前，其西方因素还是很多的。如属于云冈石窟第一期的18、19、20窟，麦积山的78窟，炳灵寺的169窟中西秦建弘元年的造像，都保留着较多的西方因素。董玉祥先生在《炳灵寺石窟的分期》中说：建弘元年左右的造像，无论佛与菩萨，皆“形体高大，面相圆润、高鼻深目、细眉薄唇，具有一种古朴而雄健，敦厚又朴实的风格，佛身着通肩大衣或半披肩袈裟，质地较轻薄，躯体轮廓清晰可见”。[1]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照搬西方，但是其受中印度秣菟罗式造像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敦煌的早期石窟中也具有这种风格。但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云冈第二期晚期的石窟中，不管是石窟形制和石窟内的装饰，还是佛像的制作，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及其装饰，日益增多”，佛像的制作，不但面相变化了，连服装“也换上了中原流行的新型的褒衣博带式的样式”。[1]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指出：“外来的佛教石窟艺术，在北中国，就是在这个时期（即云冈第二期，本文作者注），较显著地开始了逐渐中国化。”但宋云西行时在左末城看到的“乃无胡貌”的佛像，据“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时所作”，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事情。“吕光伐胡”当指吕光伐龟兹击西域一事，其事在公元383年，即十六国早期的前秦时代，属于这个时期“乃无胡貌”的佛教像在我国还没有发现过。从现存的遗物来看，“乃无胡貌”这种汉化了的佛教艺术的出现，最早才到云冈的二期。这期的时间“大约自文成帝以后以迄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以前的孝文帝时期，即465—494年”。[2]这就证明，“吕光伐胡”时作“无胡貌”的佛像之说是不可信的。我自己推测，这可能是左末城的“古老”搞错了。但是，宋云的发现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最晚在宋云西行之前，在今天新疆腹地就有中原式的佛教造像了。因此，我们在谈论西方佛教艺术对东方的影响时，不能忽视中原化了的佛教艺术对西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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