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波，文化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Baylor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在香港中文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圣母大学等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汉人社会研究，宗教人类学、中国基督教研究，社会边缘群体研究等。主要出版著作《文化人类学散论》《地方性、历史场景与信仰表达》《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都市里的乡村教会》《法律理论和实践与社会的良性运作：以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为例》（合著）《边际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基督教研究》（合著）等；参与编写《人类学通论》《人类学概论》《人类学经典导读》等；合作译著《科学的文化理论》《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人类学的哲学之根》《仪式过程》《洁净与危险》《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论著与生活》等。

　　作为一门现代社会／人文学科的人类学，向来重视宗教研究，事实上从学科开端就已将其作为基本研究领域。然而有意思的是，人类学对于基督教的研究一直是相当忽略的，而更关注那些部落的、地方的、传统的、民族的、“原始的”宗教，这样的状况同样见于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地方文化与信仰共同体的生成：人类学与中国基督教研究》收录的文章是作者继《地方性、历史场景与信仰表达》（2008）之后几年的相关思考和写作。虽然集中探讨的是中国基督教的议题，但正如作者所一直强调的，这些个案为主的研究还试图能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学理论以及中国（社会）研究有所回应。因此，在读书札记部分之外，这些文章被编排为三个部分：“理论与探讨”，“地方基督教与基督教的地方性”，“想象的共同体与共同体的想象”。

　　而未将广大未被正式认可的非登记教会计算在内。而一般认为非登记教会的信徒人数大致与官方认可教会相当，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是其两倍或三倍以上。
　　因此，如果相信非登记教会的信徒人数相当于三自教会体系，那么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将官方的数据乘2，从而得出大约4000万这个数据。而如果相信其为三自教会的两倍，则乘3，从而得出6000万的数据。而这大概要算是目前被多数人所接受的一个观点，至少最经常被人使用。当然，如果相信其为更多的倍数，则最终的估算数值则相应增加，直至超过1亿这样的看法，而这就意味着要接受非登记教会的人数大致是三自教会的5倍这个假设。或许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这个假设是可以成立的，甚至可能出现非登记教会10倍于三自教会的情况，但是，当把这个假设推广到全国范围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困难。
　　前面提到官方数据的来源和处理方式存在局限，但这种所谓民间数据也同样存在方法上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计算方式有两个基本假设，首先是对中国官方数据的不信任，其次则是相信官方数据没有包括非登记教会。这两个假设或许都能部分成立，但其数据产生过程的任意性和不可靠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就目前所知，发布和采用这些数据的各方面几乎都没有非常明确地把自己的数据来源和方法提供给公众，但就所知的情况来说，他们所采用的方式其实与官方统计的方式是很相似的，即基本上也是一种“数人头”的简单叠加，区别不过在于官方数据的来源是各自两会机构及宗教管理部门，而这些民间数据的来源则主要是各地教会的自报以及一些机构或个人根据自己所能看到的教会情况和所收集到的材料的分析和估算。
　　首先，我们注意到，海外基督教机构的数据来源通常是宣教机构，而这些宣教机构出于筹款等实际原因的考虑可能存在抬高自己所服务和接触到的基督徒的数量，从而作为自己事工果效的一种证明，或者至少作为自己合法性的一种注脚。另外，就算将这种或许落为揣测人心的诛心之论放在一边，由于很多宣教机构可能交叉接触到同样的中国基督徒群体，从而出现重复计算的问题。我们也不得不意识到的另一个问题则源自海外机构和教会对于中国教会发展的美好愿望以及他们将自己在某一局部看到的一些超乎寻常的复兴推广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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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地方社会研究的不可能与可能
理论与探讨
宗教人类学与中国宗教研究
人类学与中国西南基督教研究
中国基督徒人数之争的学理与“政治”  

地方基督教与基督教的地方性
合法性问题与地方基督教的生成
伏羲的多重形象与乡村基督徒的信仰实践
私人生活、公共空间与信仰实践
——以云南福贡基督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想象的共同体与共同体的想象
基督徒内部分群的逻辑与实践过程
信仰、家庭与社区的再造
——对一个西北村庄的考察

读书札记
甜蜜何以是一种悲哀
——阅读《甜蜜的悲哀》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理解宗教
——读《宗教与日常生活》  
信仰主体、地方与生活实践中的政治经济过程
——读曹南来《构建中国的耶路撒冷》  
宗教、社会与中国
——杨庆堃的（宗教）社会学研究
成为罪人与成为无罪
——兼及宗教人类学的新近发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