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人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
佛教史的坐标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属断代佛教史，要做好这一断代的佛教史研究，通常须在通史中找好定位，确立坐标。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在此方面多有贡献，大体来讲，前人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三种坐标：①以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为坐标，自汤用彤先生起，中国学人大都按此路径前进；②以隋唐佛教宗派（主要是三论、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和净土宗）为坐标，以日本学者居多，中国学者、教内人士兼亦有之；③以印度、西域佛教史地为坐标，欧美等西方学者常有采取此种取向者。
第一节 以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为坐标
魏晋清谈误国之说，唐以后颇为盛行，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感同身受，几成定论；然“自乾嘉学者以至章炳麟、刘师培，为了打破支配学术的宋学程朱经义，大都在汉魏古人中寻求重言，汉学与魏晋学重新在当时提倡起来。汉学重在‘由辞以通道’的训诂，魏晋学重在‘天人之际’的义理，前者是宋代‘心传’之学的死敌，后者是宋代‘理学’的祖宗，在反对宋学的人看来，汉魏之学，宋人皆未能或之先也。钱大昕、章炳麟都以为何晏、王弼对于《论语》、 《易经》所发挥的义理之玄远，后人莫及。照这样讲来，所谓宋学就成了陈旧不堪的货色，不足以‘理学’宗派自豪了。即令说义理之学是新的，它的渊源也发生于魏人，而不能说始自来人”。①
言魏晋玄学为宋明理学之先导，与魏晋南北朝佛学为隋唐佛学之先导，在近代学术史上可谓异曲同工。迄今为止，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无疑以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最为重要。简而言之，汤用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是以中国哲学发展为坐标，即通过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演进视角而看待中国佛学的贡献。在汤公看来：汉学是复杂而具体之学问，一事一理，不重抽象；玄学则是简单抽象之学问，以为找到一最高原则即可解释诸事．“汉末佛教约分二派：康僧会一派重祭祀、服食、吐纳、升天，掺杂一些禅法，讲小乘法数。支谦一派为大乘空宗之学，扫除一切相数。前一派总结旧汉学，后一派则下启新玄学。”“汉魏之际，其时当新旧交替，佛教分为两个系：安世高之佛学为小乘，重禅学，其再传弟子为三国时之康僧会；支谶之佛学则为大乘般若，其弟子为支亮，再传弟子为支谦。前一系为汉朝佛道最重要者，而后一系则为佛玄之开始。”在笔者看来，汤用彤先生对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有两大判断：①从佛道到佛玄，即从与中国本土方术杂糅的小乘毗昙禅数，到大乘般若空宗，类似于中国思想史上从汉学到魏晋玄学的进程；②从般若学到涅槃学，即从大乘般若空宗，到大乘涅槃佛性有宗，这一转变过程，以竺道生为关键人物，其倡导“理为佛性”、“顿悟成佛”，实开宋明理学之先河， “自生公以后，超凡人圣，当下即是，不须远求，因而玄远之学乃转一新方向，由禅宗而下接宋明之学，此中虽经过久长，然生公立此新义实此变迁之大关键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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