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的影响力也经由它对世界上许多半殖民地——包括在火药气氛甚浓之近东与北非的衰败回教帝国——之财务的非官方管理而确保。在这些地区，金融家的日常工作就会接触内政上的细枝末节，并为这些和平至为脆弱的地区提供实际的行政管理。这也就是何以在面对着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下，这些地区经常能确保长期资本投资的许多必要条件。在巴尔干、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今土耳其——译者注）、叙利亚、波斯、埃及、摩洛哥和中国等地投资兴建铁路的史诗是一个艰苦与令人惊叹的故事，令人想起北美洲大陆之相似的事迹。然而，尾随欧洲资本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技术上或财务上的失败，而是战争——不是小国之间的战争（这很容易将之隔离），也不是一个霸权加诸一个小国的战争（这是常有且很容易发生的事件），而是霸权之间的全面战争。欧洲不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大陆，而是数以百万计新旧民族的家园；每一条新建的铁路都要穿过各式各样之社会体的边界，其中有些社会体会因这种接触而衰落死亡，另一些则会增强生命力。只有对这些落后地区之衰败的政府施以金融铁腕支配才能避免灾难。当土耳其在1874年不偿还其债务时，军事灾难立即爆发，从1876年持续到1878年《柏林条约》签署为止。在其后的36年之中得以保住和平。这个令人惊奇的和平是由1881年的《穆哈雷姆敕令》（the Decree of Muharrem）提供工具而得到的，这一法令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小奥斯曼国（the Dette Ottomane）。国际金融的代表受托管理土耳其的财政。在许多场合中他们精心安排强权之间的妥协；此外，他们也预防土耳其自己制造的麻烦；除此之外，他们则单纯地作为强权的经纪人；就整体而言，他们为债权人的金钱利益服务，并且，假如可能，为试图在这个国家取得利润的资本家服务。这项任务由于下列的事实而更加复杂：这个借款委员会并不是私人债权人的代表，而是欧洲公法下的一个机构，在此处国际金融只是非正式的代表人。但正是因为它这种双重性质的立场使它成为沟通当时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桥梁。
贸易已经变得与和平息息相关。从前的贸易组织是军事性的、好战的；它是海盗、流浪者、武装旅行队、狩猎者及设陷阱者、佩刀商人、城镇的武装市民、冒险者及探测者、殖民者及征服者、搜索者及奴隶商、特许公司（charteredcompanies）的殖民军队等的附属品。现在这些都被忘掉了。贸易现在依赖于一个在全面战争时就无法发挥作用的国际金融组织。它需要和平，而霸权们也努力去保持它。但是，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均势并不能自己确保和平。和平是由国际金融来达成的，它的存在具体的表现于贸易依赖和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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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20世纪的经典之作。”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