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导致了软权力中究竟是文化力，还是政治力占主导地位的争议。这些争议的出现，既同软权力论本身的先天不足有关，也反映出中国软权力研究在不断深入推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遇到难点问题。另外，其中折射出约瑟夫·奈将文化仅视为流行文化的不良后果，即人们基于流行文化的“低档次”而对文化整体有所蔑视。其实，在广义上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制度和政策都属于文化范畴。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它是文化政治化的结果。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做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之化、观念形态的反映。国际政治包含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协调与冲突，也充满着不同思想原则的相互撞击。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应该说，软权力内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力。“文化也许不能直接改变客观世界，但可以改造人，而人是按照自己的意识来改造客观世界的。”
如前所述，约瑟夫·奈将文化仅视为“流行文化”，而将“价值理念”归于“意识形态”中，并将它们排除在文化之外，这是有失偏颇的。价值观念无疑是政治实力的基础。即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一个国家影响他国的大众文化、发展模式、制度规范都产生于特定的文明或文化背景，其中都蕴含了特定的价值观念，因此，从广义上来讲，它们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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