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怀着对中国的亲爱之感而使用“支那”一词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但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这一词语的普及之时，恰是中国因一连串的内忧外患而国势日趋衰弱的时期，是日本深切认识到中国衰败实相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急而转向崇拜西洋文化、对包括中国传人的东西在内的旧有之物表现出极端鄙弃的风气高涨的时期，因此“支那”一词就逐渐地与怠惰衰弱、因循守旧、傲慢不逊、无能、肮脏这样的感觉连接了起来。前面已经列举了几个幕府末年时日本人对中国衰败的现状深为感慨的例子，这一倾向到了明治时期就更为强烈，以至于发展到了日本人对中国的鄙视情绪。
其实例之一，是明治四年（1871）3月5日位居中弁兼制度局御用挂的江藤新平呈递给大纳言岩仓具视的一份论述对外政策的意见书。他在意见书中写道：“‘支那’之大势，人民愚顽，技艺拙劣，国政不振，盗贼频生，衰溃已极”，“‘支那’已成亚细亚之相争之地，不得者危，苟得之，则可左右亚细亚之形势”，他认为当做好充分的谋略准备，然后抢在列强之前“夺取‘支那”’。明治七年佐贺之乱（指1874年2月佐贺地区的江藤新平等对明治新政府怀有不满的武士起兵叛乱的事件，后被政府军镇压——译者注）后，在佐贺城内发现了一份动乱的主谋岛义勇批评政府弊端的文书，文书中有这样的言论：“向外自当征讨非礼之国朝鲜，即如‘支那，、鲁西亚，亦当为我臣仆。”再者，明治二十四年（1891）自由党的大井宪太郎也在论及东亚问题的演讲中说：“今日东亚的形势怎么样呢？’支那，那些傲慢不逊的家伙不叩打一下他们鼻子的话，是不可能与他们谈什么事的。他们实在是顽固不化，不可能指望与‘支那’一起谈成什么东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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