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游记
四 第一印象（下）
从巴黎咖啡厅出来以后，在宽阔的马路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人了，掏出怀表一看，才十一点。在大都会中，上海属于睡得格外早的。那些令人畏惧的黄包车夫却依旧在来回走动地拉着客人。我想他们看见我们后，肯定会上来搭话。所幸在白天我已经向村田君学了一句中文：“不要”。“不要”自然是用不着的意思。所以，每次我看见黄包车夫的时候，就像念咒语一样地连忙喊到。“不要，不要”。从我嘴里蹦出的“不要”这两个字，是我学会的第一句中文，很值得纪念。我欣然地将它们抛向黄包车夫，此中的乐趣，是那些没有学过外语之人所无法体会得到的。
我们在马路上静静地走着；皮鞋的咯吱声还在天空中回响着。时而有出现在马路两边那三四层高的砖瓦房挡住夜空闪耀的繁星；时而有路灯照到当铺的白墙上，突显出那刺眼的粗大繁体“当”字；再往前走，是人行道路边挂着的一块写有“某某女医生”字样的牌子；还有一个地方，在油漆已经慢慢剥落的墙上，贴着南洋烟草公司的广告牌子。我们走了很久，也没有走到我们要去的宾馆。可能是刚才喝的洋酒在作怪，此时我们觉得口渴得要命。
“嗨，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喝点儿东西啊。我快要渴死了。”
“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咖啡店，你就再忍耐一会儿吧。”
五分钟以后，我们两个人已经坐在咖啡店的桌子边，享用冰凉可El的饮料了。
这家咖啡店，比起刚才的那个巴黎咖啡馆，档次好像低了很多。在桃红色的墙边，一位梳着寸头的中国少年坐在一架很大很漂亮的钢琴面前，弹奏着悦耳的乐曲。咖啡店正中央，三四名英国水兵和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跳着舞蹈。在入口处的玻璃门旁边，一个卖花的老太太，在听了我喊出的“不要，不要”之后，怅然若失地看着水兵们跳舞。此时的我仿佛在欣赏着一幅海报上的大图画，这幅图的名字，不用说，自然叫——“上海”。
突然，门外一下拥进来五六个水兵模样的人，各个都喝得醉醺醺的，他们用力将大门推开，门口那位老人挽在手臂上的花篮被打翻在地。这些醉鬼们哪里会去管这位倒霉的老太婆，先进来的人早就和同伴们一起疯狂地跳起舞来。老人一边嘟嘟哝哝地嘀咕着什么，一边弯着腰捡那些散落在地板上的玫瑰。还未来得及将花全部捡起，后面人的大皮靴又从那些美丽的玫瑰花上踏过去。
“我们走吧。”琼斯站起身子，像躲避瘟疫一样快速离开。我也随即站起来走向门口，看着我们脚下散落着的一片片玫瑰花，我不禁想起了法国讽刺画家杜米埃的一幅画。
“人生啊人生！”我不禁感叹道。琼斯边向老人的篮子里扔硬币，边回过头对我说：“人生怎么了？”
我们走出咖啡店门口的时候，几个还在等客的黄包车夫争先恐后地从各个方向飞奔过来。对于黄包车，我自然会说“不要”。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跟随在黄包车夫之后还有一个累赘——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卖花的老太婆已来到了我们身边。她一边嘴里说着什么，一边像乞丐一样向我们伸着手。这位已经从我们这拿走了一枚硬币的老太婆，看来还想让我们再次慷慨解囊。我不禁对那一朵朵玫瑰花动了恻隐之心，那些漂亮的鲜花竟然在这样一个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手中被卖出。上海给我的第一印象，当然不仅仅是这个厚脸皮的老太婆和白天的马车车夫，但颇感遗憾的是，这些事确实影响了我对中国的最初印象。
在到达上海后的第二天我就病倒了，第三天我就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我得的好像是“干性肋膜炎”。我们计划的很多行程大概不得不因此被耽搁了，一想到这里，我的心中难免会有一些忐忑。我随即给大阪总社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我现在的状况。没过多久，总社的薄田先生就给我回了电报，叫我好好休养。收到薄田先生的电报，我先是觉得暂时松了一口气，但一考虑到《中国游记》的写作任务，又坐立不安起来。因为刚到中国就先住一两个月的院，等于什么事都干不成了，如此一来报社也会很为难的。
然而使我深感欣慰的是，在上海，我除了有村田君和友住君这些新闻社的同事外，还有琼斯和西村贞吉这些学生时代的朋友。这些朋友，虽然都工作繁忙，但也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探望我。除此之外，还经常会有一些不相识的人送来鲜花水果之类的礼物，他们也许是冲着我“作家”这点儿虚名而来的。有一次我发现，罐头、饼干这些慰问品在我的枕边排成了长队，以至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了，我只好请朋友们把它们带走。在我生病住院期间，无论是送我罐头、饼干那些不相识的朋友，还是帮我处理罐头、饼干那些熟识的朋友，都无一例外地让我备受感动。有几位我当时结识的朋友，还成为了我后来的莫逆之交。其中一位就是诗人四十起君，另一位是石黑政吉君，还有一位是上海东方通讯社的波多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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