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子
早晨的西湖是迷人的，特别是金秋，早晨五六点钟，东方天际碧空如洗，下弦残月如钩，湖面薄薄的一层晨雾，迷蒙中含着寂静，宛如“云鬓半偏新睡觉”的美人。西泠桥边偶尔有几个行人走过，除了早起晨练的老人，就是挑着新采摘蔬藕的农夫，他们迈着矫健的步伐，哼着低沉的号子赶向早市。西湖里尚残的荷叶，盛载着朝露随风摇曳。有节奏的蛙声，唱出“十里山泉”。岸边烟柳丛中，不时露出几幢别墅的白墙红顶。谁起来这么早？一艘小艇划过水面，使投映在湖心宝石山的塔影微微地晃动，产生如梦似幻的感觉，此时的葛岭如披上金妆。阳台满足了看日出的游人，我将此时的光影效果定做主调，由天空开始湿纸，蘸色、组织笔触，点染皴擦，一幅水彩写生，初露端倪……
此时岸边的游人多了起来，在我身后围了半圈看画的人。
凡是画过写生的人，我想都有这样的体会：当画面的构图和主调已结束，只剩细部加工，就不怕观众干扰。就如同演员在舞台上演出进入角色，还嫌台下掌声多吗？此时我更觉挥洒自如，甚至还有意卖弄几下。当差不多要画完的时候，有一位老者领着一个小女孩，指着我对她说：你长大了，也要像这位叔叔一样当一名画家。“画家”？这个“头衔”居然落在我的头上，这无异于苦读多年的落榜举子，听到送皇榜的贺喜声，不但不觉得“受宠若惊”，反而觉得美滋滋的。待画稍干后，最后看一眼摹写的景物，再看一眼画面，收拾起画具，怀着愉快的心情和成就感走向归途。
此时也不禁想起在三年前，也是在西湖之畔所发生的极为尴尬的一幕：
江南是我最向往的地方。从许多绘画和摄影作品中我熟读了西湖的美丽风光，盼着能有一天也到杭州西湖画上一幅。在第一次来杭州时，还背着一起来的同事，在旅馆早早起来，背上画具来到西湖边开始写生。说实在的，我当时的写生技巧尚处于起步阶段，更谈不上熟练。面对着西湖这样的美景，急切地想把它画好，越是这样越画不好，这就如同画老者容易画美女难。特别是有人在身后围着，再有人评头品足，更是乱了方寸，不知怎么落笔，甚至手心都沁出汗来，笔也不听使唤，挥之不去的窘境，让我认输了。江南，特别是杭州，自古就是文人才子荟萃之地，就自己这样拙劣的水平，来到这里，岂不是班门弄斧？不自量地在这里出丑。想到这时，更觉无地自容。只好赶紧收拾起纸笔，头也不敢抬，灰溜溜地回到旅店。同事们问起，只好撒谎说：没有找到好角度，只是在湖边转了转，生怕他们知道我那场窘象。
从此以后，我又苦苦地练了两三年，终于又来到杭州西湖，去续画那一幅未完成的画。蓦然回首，大半生为之孜孜以求的往事也涌上心头……
“谁不说咱家乡好”，我真不敢恭维我的家乡。”
生我养我的家乡，是辽宁省阜新内蒙古自治县大固本乡，哈拉河稍村。这个地方古来也是蒙古族聚居的地方，从地名看原本都是蒙古名：大固本原是“大古鲁本套改”，哈拉河稍原是“哈拉呼硕”，“巴里嘎苏”等。是一个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即使现在它仍是“三辽”中最贫困的辽西。儿时看到骑自行车的都觉得“稀罕”，纷纷呼喊着“骑洋驴子的来了”追跑出很远。我居住那村子论自然环境在附近还是最好的，依山傍水。夏天，人们吃完晚饭都聚在小山顶上纳凉，谈天说地。山虽不高，儿童时却感到很是巍峨。环绕村边那条小河，大人孩子都在那里洗澡，深的地方还可以游泳。可是现在天旱时全干涸了。前不久我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已经认不出来了。小山坡上栽上青松，河边杨柳成林，旧时的房屋一间也看不到了，不细心辨认，儿时所住过的地方已很难找到。那时全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就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群众自己为这些户人家用“天”字归纳出五种群体：一、“洪福齐天”，二、“一手遮天”，三、“凭命由天”，四、“叫苦连天”，五、“一天不如一天”。“洪福齐天”指的是南刘家大地主；“一手遮天”指的是北刘家族户大有势力；“凭命由天”指的是几户以种田为主的中农；“叫苦连天”指的是许多贫苦农民；至于一天不如一天就是包括我家在内的破产户。
我家的家族．既非名门，也非望族，连家谱都续不上。上溯我只知道祖父的名字，要划成分早年还可以算是“富农”，有房子有地，还雇有长工。父辈哥仨分家后，我家越过越穷，长期还不上借贷，抵押的房地产成为死契即沦为赤贫。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背回一袋子高粮米撂到炕上，喘着粗气说：这回又踏实些日子。我们兄弟三人，哥哥大我八岁，给南刘家扛活，一年挣60元钱，后来给学堂当伙夫，借此能学点文化。我十岁上学，开始还是私塾．读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后改制为官办小学，我编入二年级。那时的学习优劣以识字多少为标志。字认得多了可看唱本，唱本多是合辙押韵的鼓词说唱本，如《黛玉悲秋》、《昭君出塞》和《忆真妃》等；字识得多了可以看《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封神榜》等，不但自己看，还得说唱给不识字的长辈听，这就是农村的文化生活。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小学课程设置有《满语》（也就是语文）、《日语》、《自然》、《算数》、《修身》 （相当于政治课）、《图画》、《音乐》和《体操》。我最感兴趣也比较擅长的是图画，也许是母亲的遗传基因吧，母亲在农村是把巧手，会描鞋帮袜底和兜肚的花样。我在童年时期就显露出对美术的爱好，先是用秫秸棒棒扎小人、扎房子，后来从剪纸发展到画画。
儿时的家境，使争强好胜的我的心理受到很大的压抑。小学生统一做“操衣” （即校服），我家没钱做不起，集体活动如运动会都不能参加；做手工，画图画都买不起纸。离火车站20里看火车去，母亲给了卖薅草挣来的5分钱让我买烧饼，我宁可挨饿节省下来买了5张画片。10岁之前拾柴、放猪，是一个十足的乡村牧童。
“穷搬家，富迁坟”。我12岁那年全家搬到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从此才进入比较正规的县立国民优级学校三年级。开鲁这地方曾一度作为兴安西省政府所在地，整体文化水平比我原籍农村要高得多，同时我在班级还是最穷的学生。班主任白瑞霞是位好老师，在这个学期中，不但免除了我的学费，课本、文具的费用也全由她个人包下了，上哪找这样的好老师呢？
当时有一件事对我一生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我和班级里几名要好的同学结拜成干兄弟，其中有一名叫李耀东同学的父亲（我称呼为“干老”）是一位作家，笔名“土丁”，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次干兄弟李耀东拿一张报纸给我看，那上面有他写的一首新诗。这对我震动很大，在他的怂恿下，我也试着写作，因为有干老的指导和修改，以“晓风”为笔名的我的诗作，也在当时的《开鲁新报》副刊“绿原”上刊登出来，这对于还在读小学的十几岁的孩子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可惜那一篇“处女作”没能保留下来。此后又连续发表了几篇，当然那也只能是些极为粗浅的吟风弄月之作，根本谈不上什么思想性和艺术性。但它毕竟打破了写作的神秘感，将我领到这条路上来，诱导和启发了我对文学艺术的志趣。
在开鲁，有几位爱好文学艺术的人，经常在干老家聚会，谈论一些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今天回想起来，这些人的思想都是很进步的。我作为年龄最小的一名也忝列其中。“近朱者赤”，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受益匪浅。当时关于鲁迅、冰心、茅盾、巴金和郭沫若的书，我似懂非懂地也读了一些。在这个小团体里还有一位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蒙古人包勒超鲁，他当时任兴安西省政府弘报室署官，是当时著名的画家之一。我拜他为师学习绘画，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正规的美术技法。
这些人都是我的启蒙老师。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陶潜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我生在旧社会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不像现在的小孩，能够从小接触到这么多的知识。实际上我只念了五年书，辍学后做过小工，当过夫役，也当过学徒。给当时日本官员家烧澡塘子．打扫卫生，日本太太上街由我来背孩子。总之，为了生活，只要能赚钱，什么低三下四的活都得干。即使穷困到这个份上，我也并没有放弃自学。自学《古文观止》，一边查字典，一边看注释，强迫自己背诵，至今还能背出一些。临摹《芥子园画谱》，想当二名画家；看郑振铎的《欧洲古典建筑》想当一名建筑师；读郭沫若的《美术考古一世纪》和《青铜时代》，使我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本《千家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笔下祖国的美好河山，令我想入非非，萌生了要去遨游的念头；田园诗、边塞诗和山水画所播下的“种籽”，使我对祖国的壮丽河山心驰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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