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篇
“才高八斗”是吹牛
才高八斗，是中国南朝宋诗人谢灵运说的一句狂妄话。他是中国山水诗派的创始者，他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他说的才高八斗的曹子建，就是三国时代曹操的儿子曹植。
从谢灵运此言，也见出文人好自我膨胀的通病。谢灵运生活在385年至433年，河南人氏。他的爷爷叫谢玄，晋朝时为车骑大将军，是历史上的名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淝水之战，就是谢玄指挥的。谢氏为江南大族，谢灵运生下来就袭封康乐公，食邑两千户。二十七岁为太尉参军，人为秘书丞；刘裕伐长安时，又为谘议参军，转中书侍郎、黄门侍郎等。刘裕代晋，谢灵运自公爵降为侯，食邑五百户，为散骑常侍。少帝继位，出为永嘉太守。官小了，待遇低了，朝廷里不得势了，永嘉山水又好，他就整天游山玩水，史书说他“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即俗话十天半月），民间诉讼，不复关怀”（李贽《藏书》）。文帝即位，征为秘书监，写《晋书》，没多久，他就借病辞职，只管“穿池植援，种竹树果”，“凿山浚湖，功役无已”。（李贽《藏书》）谢灵运太富有了，光门生就有数百。有一次他游始宁临海，追随的有好几百人，当地太守怀疑是山贼活动，告他想聚众谋反。多亏文帝没加罪他，降他为临川内史，工资是二千石。但他还是什么都不干，每天游山玩水，地方官管他，他就想举兵造反，结果被送廷尉治罪，被判死刑；文帝爱他的诗才，方得免死徙广州。但后来他还是被杀了。死时年仅四十九岁。
谢灵运的诗名来自《诗品》。《诗品》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纵……为元嘉之雄。”元嘉，是宋文宗的年号。与谢灵运同时代的陶渊明（372-427），开创了田园诗派，后代文人如朱熹、苏东坡、黄庭坚、刘后村、李东阳等等，对他评价极高。尤其是苏东坡，他晚年最喜欢的诗人就是陶渊明，说陶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在这个名单里就有曹植和谢灵运，另两个名人是李白、杜甫。然而，就是这些人，也仅仅是够格和陶渊明平起平坐。
谢灵运的自负，是因为他是名将之后，有钱有势，而陶渊明是“种豆南山下”的穷隐士。同代人只会巴结吹捧谢灵运，绝不会有人关注陶渊明，牙崩半句赞词。所以谢灵运凭自我感觉，就把十分才，让曹植占八斗，自己占一斗，其他包括《诗经》、屈原、陶渊明等合用一斗。但后代人不吃这一套，还是把陶渊明压在他的头上。宋代著名诗话《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中，对谢灵运和曹植两人的评价合起来仅占半页，陶渊明一人占了八页，曹谢两人相加，只有陶渊明的十六分之一。
何以如此？谢灵运的田园诗，深得士大夫的赏识。此因谢灵运的身世，既“贵”且富，又不太买皇帝的账，他的诗，表现田园风光，既不触及皇权的毫毛，又无关百姓的疾苦，美学价值又挺高，所以成为士大夫们失意时的精神家园。这样的田园诗，后世的士大夫们写了很多，但是都没有谢灵运出名。凡事物，首创者为“英雄”，学舌者的作用，只在抬高首创者的地位。
另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一个很没有出息的阶层，清代皇帝规定他们自称“奴才”，他们欣然接受了。至于乾隆，干脆说他们是他豢养的“娼妓”。“奴才”的称号，恰如其分地界定了士大夫们的社会身份。以当官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毕竟不可能人人如愿以偿。能当官的，只能是极少数，于是，谢灵运就成了他们心灵自慰的工具。官场失意的士大夫们，其超然物外、狂放不羁的背后，其实是凄凉的心酸。科举制度将士大夫的知识层面局限在十分狭小的范畴，许多人只是识字的废物。明人袁宏道说这种人“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千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与徐汉明书》）。再加上皇权专制对言论的严厉钳制，文字狱的残暴屠杀，让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士大夫只能偃旗息鼓，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他们的生命价值无处投放，谢灵运的生存方式便成了他们的榜样。袁宏道在《龚惟长先生书》中对此有详细介绍，无非游山玩水、莳花种竹，花天酒地中吟诗作文，发泄胸中不平之气。这正是谢灵运人生的精义所在，因此为士大夫共同心仪和趋归。谢灵运在士大夫中吃香，这也是根源之一。
其实，无论山水诗派还是田园诗派，都是中国文化人的伤心地。他们的人性中，尚有一缕人的尊严。他们不能以高文大典取悦当道，才旷不遇，那种满腹的濩落郁塞，发为诗歌，只是他们的以歌当哭罢了。诗歌中那些风光的清丽和旖旎？恬淡和宁静，都是用辛酸和血泪酿造出来的苦酒，只不过后人只闻扑鼻酒香（那也是他们的心香），而忽略了那绵长的苦味罢了。
谢灵运吹捧曹植才高八斗，他自己才高一斗，自诩第二诗圣。他没想到，与他同时代的就有陶渊明，他身后又有杜甫、李白、自居易、苏东坡等等灿烂的群星。文学，终究靠作品发言；做人，需要有自知之明。
“江郎才尽’’非因才
“江郎才尽”中，含有深邃的文学审美内涵。
江郎并非才尽，才尽是终极结果，另有更为深刻的肇因。
江郎真名江淹，生于444年，卒于505年，济阳考城（即今河南省兰考县）人。南朝梁代文学家。代表作是抒情小赋《恨赋》、《别赋》。他官运好，历仕謇、齐、梁三朝，到梁武帝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
河南省兰考县土地含沙量大，自古就不富裕。江淹出身孤寒，但沉静好学。年纪轻轻就以文章写得漂亮而闻名于时，人称江郎。但是，昙花一现，电光一闪，之后，他就沉落了。当时流传一种说法，说江淹做过两个梦：一次梦见西晋诗人张协对他说，“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江淹就把剩下的锦缎还给了张协，从此再写不出像样的赋了。另一次是梦见郭璞对他说：“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江淹就取出五色笔还给了郭璞，从此就写不出好诗了。
我认为，这两个梦，可能是江淹为了找托词遮羞，自己虚构的。我们试想，能写出《别赋》、《恨赋》这样千古名篇的才子，忽然写不出好诗文了，身份又是高官，他得找个下台阶的理由呀！编两个梦的办法真是绝妙，因为不需要旁证。
真实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明朗。当年江淹离乡背井，远出谋生，依那时的交通状况，无疑是生离死别，少年人的痛苦刻骨铭心，他的《别赋》开端一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至今读来仍然能令我们震撼。然后他用了那么多清辞丽句，铺采摘文，反复叙写离别的悲痛，末尾竟说离别“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乎！”阅读至此，真是“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感人泪下。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纵是屈原、宋玉再生，也写不出来这种文章。
然而，江淹当大官了。这时候，他有权有势又有钱，当然能读到更多的好书了，文学修养也更高了。但此时，江淹住得高门豪宅，家人团聚，妻妾成群，奴仆簇拥，钟鸣鼎食，他哪里还有什么恨，什么悲，什么忧愁，除了歌颂皇恩浩荡，风花雪月，他还能写什么呢？清朝的乾隆皇帝，一生写过几万首诗，却一句也没留在诗歌史上，全是垃圾，就是“江郎才尽”的最好注脚。此时的江郎，纵有生花妙笔，也只能无病呻吟了。
江郎才尽的事，古今中外，发生过很多了。即如续过《红楼梦》的高鹗，有了官职后，就否认续《红》。中龙虎榜之前，怀才不遇的悲愤使他在贾宝玉身上找到了一缕慰藉和共鸣。情之所至，他续了《红楼梦》。他的才气，使他的续文在众多续文中名列前茅，得与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合璧，留下了不朽的声名。在那个时代，写小说是属于下九流的勾当，高鹗一有了顶戴，立即否认续《红楼梦》一事，从此改弦更张，写他的“大说”。然而，时至今日，他的“大说”无一留存，他不承认的续《红楼梦》后四十回却扬名中外，青史留迹。看来，从他当官那一刻起，“才”便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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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七八糟”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