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归来》令我们想起另一位也是从东欧到了西方的作者，昆德拉。昆德拉的写作其实是两块的，不只是因为他到法国后改用非母语的法语来写作，也因为移民、离开母国经验对他造成的影响。他用法语写作的作品——包括文论和小说，《帷幕》、《身份》、《缓慢》等等(自昆德拉开始，我一直把文论和小说当作同一种东西来读，包括其后陆续翻译成中文的库切、奈保尔、拉什迪乃至艾科，有时候，甚至包括齐泽克的电影和黄色笑话分析。真是奇怪的经验)，跟他早期《告别的聚会》、《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这些在捷克、用捷克文写作的作品有很大不同。
马内阿和昆德拉一样的是，他也离开了母国，移居到了美国。如果移民前的母国经验，与移民后的西方经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则马内阿的返乡、及将返乡经验写成的《流氓的归来》，联系了这两个世界，相当于把昆德拉在捷克和去法国后前后两边的经验结合起来了。由祖国到西方而又回到祖国，离开与回归，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对写作者马内阿而言，这是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对读者而言，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阅读经验。
但返乡并不等于返回离开前的家乡。在时间中，家乡已经变化了，写作者也变化了。经过一个移民者的、流离迁徙的经历，看待家乡的眼光也不同了。马内阿对罗马尼亚的认识获得了一种相对来说不那么情绪化，更为沉静的眼光。书中充满对罗马尼亚那段现实很精微的回顾。这仿佛是一种淘洗的过程。抽离，回归，再抽离，再回归……人在这个过程中淘去情绪化，获得对身处现实的一种沉静的理解。米兰’昆德拉曾说：“为了能够听到隐密的、几乎听不到的‘事物的灵魂’的声音，小说家跟诗人与音乐家不同，必须知道如何让自己灵魂的呼声保持缄默。”我想有时人生经历正是使小说家获得这样一种灵魂的缄默，与沉静眼光的方式。
马内阿在美国时，曾经和索尔·贝娄谈到想回罗马尼亚的念头，索尔·贝娄劝他不要回去，但最后马内阿还是决定回去了。马内阿说因为老朋友在招他回去，他说：我是因为“友情的专制”才回去的。“友情的专制”，一个微妙的、放射性的说法，他是为了故人而回去的。人离开了故乡，但是很多人的关系还是割舍不下。就像他在母亲死后九年才终于能回乡上坟。离开是为了政治的专制，回乡是因为人终于还是脱不开故人与故土，这也是一种专制，是与生俱来的牵绊。
至于劝他不要回乡的索尔·贝娄，本身也是俄国犹太人后裔，父母在二十世纪初移居美洲，也是上世纪人类离散经验的见证者。但贝娄毕竟是出生在美洲，并没有一个故土。他与马内阿还是不同的。马内阿的经历是他自己的，最后做的选择也纯然是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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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