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人才，实在是办什么事都无往而不利，说什么道理无不言之成理。《时报周刊》上陈季芳这篇文章批评国父纪念馆的毛病是制度不健全，外行管内行。所谓制度不健全云云，是指管理体系，分为两个系统。它隶属于台北教育局，可是“行政院”又有一个“国父纪念馆指导委员会”。于是谁都可以管，谁都不管，渐渐就会谁都管不了，其实这也只是从组织系统上着眼，纸上谈兵而已。把它划归一个系统管理，也未见得就会药到病除。因为归谁管，它还是一个衙门。凡是衙门，就必须有长字号的人物，主任级的人物。办艺术演出要侍候艺术家的。而他们只会侍候官，侍候比他大的官，其他人等，包括艺术家在内，对不住，他打打官腔很内行，“修理”也很内行，别的免谈；再哕嗦，他就关灯逐客，他要下班回家了。至于外行管内行，那更是天经地义的事。人生于世，有多少事不是由外行来管内行的？单就国父纪念馆的噪音、蟑螂、关灯诸事而论，那也只是对艺术演出不利，他们做别的事，可能做得十分完美，换一个艺术家去主其事，衙门中上上下下，也是千头万绪，那艺术家就又不内行了。<br>《时报周刊》上这篇文章的副题是：“国父纪念馆何以经常与艺术犯冲？”文中并且提到“行政院长”指示台北市长加强管理，改进缺点。市长也派了人组成专案小组，研拟改进措施。这一切都是文书活动，无补实际。事实上并不是艺术的八字与国父纪念馆相冲相克，凡属衙门，对艺术文化都不怎么有利的。有谁听到某衙门要对艺术家尽辅导之责，对艺术大力倡提，最好用台北市公共汽车车尾上的标语“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作护身符，因为那是某衙门要来管束的先声。如今阁下以为办的是艺术事业，到衙门中竟敢不准警卫看电视，要员工迟下班，岂有不被蟑螂咬，不受关灯逐客的“礼遇”？<br>但是我们早就是文化之邦，论富足，宝岛在今天世界上的名次也是很高的。富了就不免讲究“排场”，而今天台北的排场，绝对是国际上一流的水准。既然如此，做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似乎都不应该容忍有“乐谱被冷气吹得猎猎作响，几乎要飞起来”的演出场地（见陈文，《时报周刊》二六三期第七页）。落后地区在旷野搭台演戏，可以任风声、锣鼓声、小孩啼哭声打成一片；文明社会的艺术演出，一切就得按规矩，不能胡来。尤其不能强词夺理来掩饰胡来，因为那就要贻笑大方，说得通俗一点，那就要丢人。一个富足、康乐、文明的社会凭什么要丢人？一个有钱、有人才的社会不应该丢人。<br>似乎症结所在，是艺术与衙门之不相容，实在也就是艺术界人士与衙门中之官吏，在观念与作为上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纵有大官指示，小组研讨，也还是徒劳。一个人能相信琴音可震死蟑螂，亦非一朝一日之功，必定有他生活哲学的理论基础的。同这种人较量杂音干扰，对小提琴或者钢琴演奏者是多大的打击，是白费唇舌。因为他实在不懂，而且也不想懂。所以当今之急务，不如另起炉灶。台湾现在是国富民亦富，民间的银子充沛，谁的荷包里不是数以万计？大家众谋佥同，找几个富翁投资，加上以千计的小民投资，造它一座绝对合标准的艺术演出中心，指顾间事耳。<br>商营的演出中心，与衙门恩借的礼堂，就完全是两回事了。在商言商，他租演出场地是想赚几文，员工的劳务是他出租的一部分，这时的艺术家或者安排艺术演出的经纪人，都是他们的衣食父母，鞠躬如也，不敢怠慢，可以比得上小官侍候大官那样的鞠躬如也。观众中无论有没有院长夫人坐等，小提琴家也一定可以准时出场，不会耽搁十五分钟和要在一帷之隔的邻室听电视的警卫僵持不下，最后还是靠了有人警告那位警卫，坐等的观众中还包括院长夫人，小提琴家才在僵持中获得“惨胜”。商营的演出中心，就不可能发生这种局面，因为得罪了艺术家，就是和自己的饭碗过不去，怎么笨的人也不会做的。冷气声的干扰，蟑螂的突袭，当然更不会发生。做生意的要图下回生意，顾客不满，还会有下回买卖吗？<br>当然艺术文化之类的活动，也不能和衙门一刀两断，关系最好是若即若离，此乃是我要借用台北市公共汽车车尾标语“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道理也，演出期间，还是可以维持国父纪念馆的旧规，把第十一排的八十张票双手奉上，恭请指导。“做官不打送礼的”，以此类推，也一定不打送票的。难的是如何送法，国父纪念馆管理处长说过，这八十张票，并不是他要，而是送给有关单位。这里面有文章：谁是有关单位？有多少有关单位？送错了，不免冤枉；遗漏了，就准出纰漏。商营的艺术演出中心此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做点研究工作，决定送票的清单；二是把全部“指导券”恭恭敬敬地送给最大的衙门，请其转发。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