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呀找——沧海桑田择偶观<br> “上只角”·“下只角”<br> “上只角”和“下只角”是上海人独创的语汇。在我的印象里，这一对名词诞生和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可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就有“上只角”这词了，指的是租界。由来是源于地理原因，因租界在华界之北，上北下南，“上只角”就是指租界那一块地方。那时，还无“下只角”一词。<br> 到了我们耳闻目睹“上只角”之时，其本意已经与过去有了差异，指的是地段繁华、环境幽静、住宅高档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不仅有意义的不同，而且还同步诞生了个相对应的词汇“下只角”。<br> 按“上只角”、“下只角”的概念来观照我们这个城市，其中有“上”、“下”两只角泾渭分明的，另有一种是你中有我，即在“上只角”里包囊了若干的“下只角”，对此，也是有个说法的，叫做“都市里的村庄”。这么一说，“上只角”和“下只角”的指向就很清楚了然了，与20世纪20年代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br> 不管是“上只角”还是“下只角”，生活在那里的人都是要恋爱结婚的。同在一“角”的男女结合，这里暂且放下不表。要说的是跨“角”的姻缘，因为月老也时时把一根红线串起了不同“角”的男女，于是也就挑起了_个千古话题：门当户对。<br> 朋友采访过一对新人。新郎是住在“上只角”——原来的法租界，今徐汇区复兴中路和乌鲁木齐路交界一带。而新娘住在“下只角”——南市老城厢靠黄浦江边的一个棚户区。那里的人口密度高，当地人有一个玩笑说：张家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宅，五个宅子就可以征兵一个师。<br> 生长在“上只角”的新郎讲：“原来，他们是一百个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能嫁到我们‘上只角’的。‘文革’的时候，打乱了。有些‘下只角’的人和我们结婚，现在又没有了。”而来自“下只角”的新娘说：“我一定要寻一个有本领、有地位的爱人，我寻到了。‘上只角’就是地位。”<br> 新郎的父亲解放前是银行的职员，有钱有地位；新娘的爸爸是街道运输合作社的工人，是踏黄鱼车的。新郎的父亲竭力反对这门婚姻，两人是在老人过世后才结的婚。违抗父命的新郎对我朋友说：“自己比老婆长得矮一点，反正是在1米70以下。这样的条件找老婆，尤其是要找个容貌出众的，的确是有困难的。”<br>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相爱的男女，他们各自的家庭、学历和经济状况等，并不是门当户对的。而在过去注重政治面貌、家庭出身，讲究几代根正苗红的年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这些都是门当户对要“当”要“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这不但会影响当事人，还会波及他们的子女。<br> “门当户对”就是男女双方要相匹配，而匹配是有着一系列具体内容的。譬如在年龄上要相当，一般是女不能大，当然也有“浦东人喜欢大娘子”一说。还有是高矮得当，大都是男高女矮，但也不能差距较大。有一男生1米80出头，女的却不到1米60，两人一牵手，男的就像拎了只热水瓶。甚至还有籍贯方面的考虑：南方人最好找南方人，江北人不考虑，宁波阿婆难服侍等等。此外，还有学历、家庭、住房和居住地段等匹配的要求。<br> 《相约星期六》是上海电视台一档开办多年且极有影响的节目，专为青年男女的婚姻牵线搭桥，门当户对也是其操作的一项原则。比如，推出过高学历专场。能来的，都是高学历者，需要出示硕士以上的文凭才能换得一张入场券。节目的编导们是绝不会让文盲或是只有大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混进场内的。一个硕士同事，就在这个专场里赢得佳人归，结成一对高学历夫妇。<br> 可以说，男女匹配的基本原则就是：高不攀低不就，门当户对乐悠悠。因为无论是高攀还是低就，实际上就是造成了事实上的一种不平等——对高者是一种倒贴，对低者则是一种透支。对于婚姻来说，任何一个小小的不平等，都可能是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就是产生裂缝的一处内伤。尤其是建立在经济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更是不太坚固和长久的。<br> 找对象讲“门当户对”，其实就是在寻找配偶的最佳组合。而且，它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平衡，实现般配，从而结成夫妇。<br> 为了使不匹配变得匹配起来，为了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那就要进行互补工作。男女双方中的一方，或者是双方都要在某些方面做互补的工作，在改变中提升自己，进而实现“门当户对”。好比踢足球从“甲级”升入了“中超”，你才能交上“中超”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事例，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能达到门当户对。但是，人都是想往高处走的呀。<br> 努力匹配的积极意义，不仅让婚姻稳定，而且在这种不断地从低向高的跳跃和与时俱进之中，人有进步，经济和社会有发展。<br> 也有人说“门当户对”是世俗，甚至是庸俗。但要看到，高调只能是画饼充饥，跛脚就埋下了倾覆的危险。爱情是伟大的，现实也是要面对的，而且要脚踏实地地面对。“门当户对”是讲实际，也无可厚非。结婚是要过日子的；人生在世岂能不食人间烟火，而且哪个不想食得有滋有味。<br> 国外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一个现象：为什么不同的环境中，人们却相似地注重财富、教育程度及其他元素，以此来选择配偶。很显然，造成这一连串差异，也就是造成门不当户不对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是经济。经济决定你所受的文化教育、见识经历、居住条件、衣着打扮、品位和消费方式等，一句话：经济决定你走上婚恋舞台的整体形象和综合竞争力。而且，结婚之后还要受制于这些因素。<br> 戏剧大师萧伯纳有句名言，“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这就告诉我们，经济不仅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是个天性活跃的分子。在结婚这一人生大事上，它肯定是不会袖手旁观、默默无为的，还要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要有自知之明，还要懂得如何以己之长克己之短。<br> 说到底，就是“门当户对”了，也是就总体而言，不会平等得如天平两端。能“门当户对”最好，退而求其次也可。<br> “门当户对”在中国，不是上海人独有；在世界，也不是中国人独有。<br> 被世人视为浪漫和自由奔放的法国人，讲起“门当户对”来同样是慷慨激昂。有个为法国王后讲道的弗朗索瓦·巴莱竟然这般陈词：“有多少不般配的婚姻啊！有多少婚姻是凭激情结合的啊！社会是何等的混乱啊！家庭是怎样的蒙羞！高贵血统与低贱血统混合到了一起，富庶与贫穷混合到了一起，低级而粗俗的教育与出色的基督教教育混合到了一起，默默无闻或臭名昭著的名字与闻名遐迩、对国家民族说来十分珍贵的名字混合到了一起。”<br> 就连写过《论不平等的起源》的卢梭，也提出“门当户对”在爱好和性格等方面的“天性的般配”的观点，认为它比门第、财产和地位等方面的“门当户对”显得更为重要。他的观点是，“应该使那些不管在什么形势下、不管住什么地方、也不管会沦落到何种社会地位都合适的人结为夫妇。”<br> 倘若，这样放之四海皆“门当户对”，恐怕连扫帚配簸箕都不行，而是需要扫帚配扫帚，簸箕配簸箕了。<br> 吃菜要吃青菜心<br> 也许因为我是个新四军后代的缘故，一直记着抗战期间江南一带传唱的一首民谣：“吃菜要吃青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br> 有人说，比喻是跛脚的。但比喻却是通俗易懂、指向明确，叫人一目了然。青菜心就是整棵青菜最好的部分；最好的东西，自然是人们所向往的。<br> 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新中国的建国初期；这一时期，被称为“革命年代”。不是说后来的年代就不革命了，而是那时的革命广而深入，浸透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又是那么的执著和忠诚。于婚姻方面，它表现在择偶观上是重革命、讲政治。较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把当年的“吃菜要吃青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变成了“吃菜要吃青菜心，嫁人要嫁解放军”。<br> 我不清楚，父母的结合是否受其影响。但我晓得，如果是有所影响的话，那还是在解放军叫做新四军的时候。<br> 抗日战争期间，母亲的家乡是新四军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她的同学同乡亲戚中，就有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这支部队也被当地人叫做“三五支队”。连我后来的奶妈，也是来自浙东四明山的梁弄。当年，那里是浙东根据地的心脏，中共浙东区党委、浙东行署和浙东纵队的司令部，全都在梁弄。<br> 父亲是在上海地下党的带领下，从沦陷的上海跑去参加该部队的。解放后，为父母做媒、牵线搭桥的王伯伯和钱叔叔，与母亲是同乡，同父亲则是战友。<br> 在革命年代，母亲单位里嫁给解放军的大有人在。母亲是在文艺部门工作，那些嫁给解放军做妻子的，都是相貌漂亮、家境不错的演员，而且均为阿拉上海人。这在当时的未婚女青年中已成为一种流行、一种时尚，并引以为豪。<br> 已经成为军属的，热心为未婚并对“青菜心”感兴趣的女生做红娘。当然，上海姑娘基本找的是“青菜心”里的“青菜心”——解放军军官。<br> 写到这里，就想起我的一个亲戚。她打小就没了双亲，我父亲要给她介绍解放军，可她不愿意；说要自己找。后来，自己找的对象虽然有才能干，但后来因男方自身的问题是一路坎坷，一家子也不免受到影响。<br> 平时，只要谈到谈恋爱问题时，父亲多半是要举这个例子：说当初不听他话，如果找个解放军，现在的日子，自然是不一样了。<br> 嫁人要嫁解放军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刚刚推翻三座大山、翻身做主人的人们，对解放军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与解放军结合有光荣感和幸福感，因为“青菜心”是整个可选择的男生人群中，质量最好的。而且，这个优秀的评价得到全社会的一致承认。<br> 就在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读到一位上海纺织女工的回忆录，她也是在这个年代里，与解放军结为夫妻的。<br> 认识是从通信开始的。那时，同前线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蔚然成风。她就是在鸿雁往来中，与一位志愿军军官从“最可爱的人”变成最心爱的人。<br> 在婚礼上，部队的同志问她：“为什么会爱上解放军？”<br> 她的回答是：“我是在荣誉感、报恩感、翻身感和敬仰感这‘四感’再加上爱情的驱使下，嫁给他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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