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辜鸿铭<br> 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我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Mon.Demieville）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先生，法国的口先生、徐墀先生，和我；还有几位，我记不得了。这一晚的谈话，我的日记里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今天我翻看旧日记，想起辜鸿铭的死，想起那晚上的主人王彦祖也死了，想起十三年之中，人事变迁的迅速，我心里颇有不少的感触，所以我根据我的旧日记，用记忆来补充他，写成这篇辜鸿铭的回忆。<br> 辜鸿铭是向来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br> 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我进来和他握手时，他对那两位外国客人说：Here comes my learned enemy，大家都笑了。<br> 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癫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 Hsu”和“Crazy Ku”的两个绰号。<br> 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一时想不起好对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句，你对的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我也笑了。<br> 他又问：“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我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我们又大笑。<br> 他在席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毛病。<br> 安福系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对于许多留学生之获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卖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wu Ting，第一次可报“武定”，第二次可报“丁武”，第三次可报“吴廷”，第四次可说江浙方音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可以卖八百元了。<br> 辜鸿铭卖票的故事确是很有风趣的。他说：“口口口来运动我投他一票，我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他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我说：“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元。”他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我说：“四百块，少一毛钱不来，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他要还价，我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钱依你老人家。可是投票时务必请你到场。”<br> “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把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我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列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功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br> “听说我回来了，赶到我家，大骂我无信义。我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小子看见我的棍子，真个乖乖的逃出去了。”<br> 说完了这个故事，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的孔教会要我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br> 一会儿，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他说：“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先生，你的报上还登出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做《大总统著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La belle France！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La belle France的脸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也还不怎样丢人！可怜的班乐卫先生，他把博士学位送给，呃！”<br> 那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老辜的话，都很感觉不安，那位口口报的主笔尤其脸红耳赤，他不好不替他的政府辩护一两句。辜鸿铭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br> “Monsteur，你别说了。有一个时候，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你等一等。’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门上来了。”<br> 那位法国记者，脸上更红了。我们的主人觉得空气太紧张了，只好提议，大家散坐。<br> 上文说起辜鸿铭有一次要在法庭控告我，这件事我也应该补叙一笔。<br> 在民国八年八月间，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登出了一段《随感录》：<br> 《辜鸿铭》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br> “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br> 这段话是高尔谦先生告诉我的，我深信高尔谦先生不说谎话，所以我登在报上。那一期出版的一天，是一个星期日，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耶里吃饭。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每周评论》，我就走过去，把报送给辜先生看。他看了一遍，对我说：“这段记事不很确实。我告诉你浅剪辫子的故事。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管我。但他对我说：‘现在我完全托了口先生，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我到了苏格兰，跟着我的保护人，住了许多时。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想着父亲的教训，忍着侮辱，终不敢剪辫。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往伦敦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顽皮，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的可爱。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我就说：‘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她笑了；我就借了一把剪子，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了给她。”<br> “这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从来没有不拜的。”他说时指着同坐的几位老头子，“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可曾不拜万寿牌位？”<br> 我向他道歉，仍回到我们的桌上。我远远的望见他把我的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我们吃完了饭，我因为身边只带了这一份报纸，就走过去向他们讨回那张报纸。大概那班客人说了一些挑拨的话，辜鸿铭站起来，把那张《每周评论》摺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色对我说：“密斯忒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院控告你。”<br> 我忍不住笑了。我说：“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还是恐吓我？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我说了，点点头，就走了。<br> 后来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恐吓，大半年后，有一次他见着我，我说：“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他正色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br> 我的一位音乐教师<br>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门进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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