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八个》在京试映，艺术界一片惊呼，其景象颇似后来的《黄土地》，却远不如后者幸运，经几番周折，始得上市。1983年秋，正是张艺谋的头胎婴儿《一个和八个》受难之时，他又与陈凯歌谋篇《黄土地》了。
那时不叫《黄土地》，而名为《深谷回声》，编剧张子良，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也是“秦国人”。剧本写一个兰花花式的陕北小女子，对远道而来的八路军干部产生了感情，最终因封建婚姻制度的桎梏而投水自尽。本子有文采，有激情，朴朴有秦地之风，它使远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张艺谋睹物思乡，大动感情，于是相邀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同学陈凯歌合作此片，一拍即合。陈凯歌看中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陕北高原，虽然他在此之前从未去过陕北，但仰慕已久。在远古时代，那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现代史上，那里是革命圣地。那块广漠、贫瘠的高原上，曾经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电影学院就学期间以及分配到电影厂之后，陈凯歌经常思索一个问题：自己在创作上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感到，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个时期内，某种文人式的自怨自艾的陶醉感和大难之后获得解脱的侥幸感相互交织的情绪，曾经弥漫于中国的文坛和影坛。虽然这种现象是历史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但毕竟不符合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无论是功名显赫的伟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经历了许多磨难。如果把苦难和坎坷看成是历史的正常现象，就不会格外夸大个人的不幸，抱怨生活对自己的不公平，而能以坚强的态度，勇敢地直面人生。坎坷的际遇使有些人消沉甚至扭曲，但更多的人经受住了生活的锤炼，走向成熟。他说：“对于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我们的感情是深挚而复杂的，难以用语言一丝一缕地表述清楚。它是一种思前想后而产生的又悲又喜的情绪，是一种纵横古今的历史感和责任感，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念。我渴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使这种信念和情感得以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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