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河北赵县人，著名出版人，作家。因喜好数字六，以老六自称，网名见招拆招。现居北京。参与创办《足球之夜》、《生活资讯》等杂志。曾任现代出版社 副总编辑，策划过一些文艺类图书，如《大话西游宝典》、《独立精神》、《事关江湖》、《家卫森林》等，并出版有个人著作《记忆碎片》，新版名字为《闪开， 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现任《读库》主编，跨工种作业，独立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各环节，涉及编辑、美术、财务、公关、 销售诸领域。以一人之力，创出中国出版界持续出版一种读书品牌《读库》的奇迹。无论从内容、版式还是到装帧，其追求完美及一丝不苟，均令许多出版界同行汗 颜。其所开设的读书博客，成了“读库”迷实现诸种交流的良好平台。

　　1976年至1983年，刘香成先后以《时代》周刊常驻北京记者和美联社首位驻北京摄影师的身份，作为外国媒体唯一一位在北京的新闻摄影师，为当时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剪影。他在那段时间的摄影汇集成为《毛以后的中国》，198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先后再版四次，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日前出版中文版本《中国：1976-1983》，是作者在之前几个外文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当数量未发表的照片，全新编辑而成。本辑《读库》也选刊了作者的两篇自序及部分摄影作品。
　　刘香成是唯一获得普利策奖的华裔记者。甘地夫人遇刺，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世界大事，他都用相机记录过。《读库0905》里，有他写的这么一段文字：“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姚伟曾叫我参加过一个会议。他告诉我，他们调查了1979-1981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由我拍摄的。对这个数字以及他们调查的认真性我很是惊讶。实际上，关于已发表的照片，这样一个数字并不难获得，因为在1978年到1980年间，我是北京唯一一个外籍新闻摄影师——1981年，合众国际社的迈克?提勒才加入进来。更让人惊讶的还是他们的反应：‘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纪录片《西藏一年》的热播，引起巨大反响。片中的八位拍摄人物让我们对他们的生活、精神世界和藏民族文化多了一分了解，其中的冰雹喇嘛次旦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藏族人相信神灵鬼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主宰着他们的命运，他们需要一个媒介与神灵鬼魂沟通，传递他们的敬重、祈求和愿望。次旦法师就担当着这样一个角色。
　　他的故事听起来也许陌生，甚至有些难以置信，但大多数的藏族人就是这样活着。《冰雹喇嘛》一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荧幕之外，更为真实、更为丰富的人物。
　　胡适非常喜欢格言，他把格言说成是“金玉之言”，曾将诸多外国名著中的格言翻译过来，“以为我国人增一种座右铭云尔”。说到格言的重要性，胡适认为：“这些金玉之言是每一位世界级的伟人一生的所得，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有的人也许就记住其中的一句‘格言’而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
　　胡适卷帙浩繁的著作里，散落大量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格言，这些格言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别致而独特的窗口。正如有人对尼采说：“谁走你的路，必通向地狱！”尼采回答：“好吧！我愿用好的格言为自己铺设通向地狱之路。”这当然是玩笑。其实，格言之路必将通向智慧之门。
　　《胡适的格言》一文，通过对胡适著作和演讲中的格言的整理，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思想的最好象征。
　　根据同名漫画拍摄的电影《守望者》一片令人惊艳不已，这不仅在于该片对原著漫画的高度还原，更在于影片中那不断给人惊喜的彩蛋。挖一挖《守望者》中的彩蛋，在那些转瞬即逝的细节里体会到激动和趣味，这便是本片最大的魅力。
　　特别是该片那个超级变态的片头。在鲍勃?迪伦《时代变了》的歌声中，短短几分钟内，将守望者团队的成立到解散的历史和期间所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相结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进行逐格分析，并提供相关背景，是很难看出其中门道的。
　　1980年12月8日，列侬在接受媒体的访问时说：“也许在六零年代时，我们都像小孩般的天真，然后各自走回自己的房间。我们终究没有得到一个花与和平的美好世界……但六零年代确实告诉了我们该具有的责任与可能性。它不是最终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可以一瞥事物的可能性。”
　　六个小时后，他在曼哈顿家中的门口被枪杀。
　　六零年代的精神会以如此暴力而黑暗的方式终结。列侬证明了摇滚乐如何可以撼动现实政治——至少，当权者是如此相信，所以才试图要遣送他出境。到了八零年代时，FBI仍然不愿意解密关于列侬的历史档案，因为他们说资料一旦公开，将会在英国造成“政治和经济不稳定，以及社会暴动”。但他们不知道的是，1980年那声枪响，虽然让列侬本人不会再威胁执政者，但是并不能让人们停止想象。
　　正如列侬说的，上个时代结束了，我们再重来一遍就是了。
　　是的，每一代的年轻人在重来，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想象属于他们的爱与和平。
　　列侬死了，那个六零年代试图追求爱与和平，试图反对战争机器、相信把权力还给人民的象征死了。但那又如何？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
　　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一直是第三帝国Fans津津乐道的题目。《希特勒的财神爷》一文，介绍的是帮助纳粹德国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人物沙赫特。他像一个老巫师一样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原汤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欠你的钱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术般的手段创造了信用。
　　二战结束后，沙赫特受审并无罪释放，他活到了九十三岁，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几千万青年死于这场战争。他一生梦想着德国的强大复兴，在临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帮助发动的战争制造出的一道柏林墙。
　　《读库0905》本辑藏书票仍由姬炤华先生绘制。这是该系列中最具设计感的一幅。整幅画面几乎是黑白的，有古旧照片的味道，既暗示着季节，也可理解为某种时代。画面中只有梅瓶、梅花和火盆中的点点炭火，闪烁着鲜明的色彩。梅花和炭火，两团温暖的红色，上下呼应。梅花的枝丫奋力向上伸展，仿佛欲飞升而去。所有的元素都在铆劲表达一个意思：冬天既然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毛以后的中国（1）
　　刘香成
　　
　　1976年到1983年是少见的充满闲散的浪漫年代，社会缓慢地抛弃它的过去，并思考着随改革政策的深入而带来的新事物。
　　
　　编者按  1976年至1983年，刘香成先后以《时代》周刊常驻北京记者和美联社首位驻北京摄影师的身份，作为外国媒体唯一一位在北京的新闻摄影师，为当时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剪影。他在那段时间的摄影汇集成为《毛以后的中国》，198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先后再版四次，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文版本《中国：1976-1983》，是作者在之前几个外文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当数量未发表的照片，全新编辑而成。本辑《读库》特选刊作者的两篇自序及部分摄影作品，以飨读者。
　　
　　最后一批游客离开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着大眼镜的满族人溥杰引导我缓步走向午门，门卫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去。夜幕渐渐笼罩紫禁城，溥杰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门。
　　“我曾经因为穿着佩有黄色饰物的袍子而遭到哥哥呵斥。”溥杰边说边领我走上一条壮观的深红色皇家大道。“在这儿，”他比画说，“哥哥曾和我学骑自行车。”然后，他指向另一个方向，告诉我就在那座亭子里，也是和哥哥一起，师从著名的苏格兰老师庄士敦学习英语。
　　在我长期往来于中国的岁月中，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瞬间：拍摄这样一个满族人的机会绝无仅有，溥杰的哥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而北京故宫这块天子的尘世领域，曾是他们短暂居住过的家。
　　我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出生于香港，当时它仍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并没有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在1954年将刚学会走路的我送回祖国大陆。我关于“玩”的最早记忆是参加“除四害”运动，为的是将食物链上的敌人赶出这个国家。（起初，“四害”指的是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后来认识到麻雀吃害虫，不是害鸟，所以就改成了臭虫。）《人民日报》1958年4月19日的报道说，三百万名北京市民花了一整天时间逮住83249只麻雀。在那个全民荒唐的时代，有人指出四只麻雀能消耗五百克谷物，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配给口粮。这些就是我所受的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我按期上交家庭作业——被我以无比热情奋力消灭的满满一火柴盒的蚊子和苍蝇，以及逮住的几只麻雀。但不管如何加倍努力，我“政治表现”一栏的成绩很少会超过“丙”。母亲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尽管她的阶级定性是“和平的”，我依然不幸地成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后代。许多中国人都了解那些被划入“错误”成分的人受到了多么巨大的冲击。
　　“除四害”运动转移了人们对全国食品日益短缺的严峻形势的注意。尽管被我的同学——主要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后代——视为“阶级”异类，我仍然参加了那场狂热的“大跃进”。就在那时，我目睹了“大跃进”政策所带来的普遍营养不良的恶果：饥饿不只存在于这个国家最贫困的人当中，它就出现在我们身边。与我一起玩耍的邻家小孩由于缺乏基本的营养而四肢浮肿。浮肿的情形也发生在祖母家所有的邻居身上，他们在1954年的全民国有化浪潮中占据了原本是我们家私产的庭院。（我们家族的财产包括母亲出嫁时外祖母给她作嫁妆的房子。）有一次社区杀了一头猪，我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买到配给的二十克猪油，这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已经一目了然。随着情势更加恶化，父亲安排我回到了香港。当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中，据称有许多人饿死。回到香港后，我学习了英语和粤语。暑假里，父亲教我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闻稿翻译为中文。
　　1970年，我离开香港赴美留学，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主修政治科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的摄影课。这一学期成就了我以后的生活：毕业后，我追随米利，在《生活》杂志做起了实习生。我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到了恰当的地方：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1978年我作为《时代》（Time）杂志北京首个办事处的一员，成为《时代》在中国的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
　　其实在那之前，我作为职业摄影记者与中国的接触就已经在震惊中开始。1976年的大地震将唐山摧毁，就连唐山以北一百五十公里的北京也有震感。消息传过来的时侯，我正在欧洲拍摄在里斯本作竞选巡回演说的葡萄牙共产党候选人。随后，弗朗哥（Franco）之死的消息传来，我前往西班牙拍摄社会党候选人菲利普·冈萨雷斯（Philippe Gonzalez）。当时他正领导学生集会，要求结束西班牙的弗朗哥时代。接着在巴黎，我计划拍摄法国总理雷蒙·巴尔（Ragmond Barre），却在离开马提尼翁酒店的那天早晨从当日《费加罗报》（Le Figaro）首版上意外地看到了毛主席的整幅照片。我得知毛泽东已经离世，就联系了在纽约的经纪人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他为我搞到了一份为《时代》杂志拍摄毛泽东葬礼的委任状。但我进入中国后却滞留在了广州，于是我开始拍摄沉浸在哀悼中的广州市民。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将要从这里开始拍摄“毛以后的中国”的旅程。
　　四年后，我加入美联社。1980年，美联社北京分社由传奇人物约翰·罗德里克（John Roderick）领导。罗德里克是美联社资深的首席记者，他曾于1943年在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与周恩来。1971年，他被指派报道美国乒乓球队对中国的访问——也就是知名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为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对中国的里程碑式的访问铺平了道路。后来，周恩来告诉罗德里克：“你打开了大门。”
　　很自然地，当1979年中美重新建交时，美联社便委派罗德里克从东京前往北京，重建新闻分社。在罗德里克的游说下，我接受了美联社的雇用，成为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第一个驻华摄影记者。我在北京度过了难忘的五年时间，后来又成为驻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的记者。
　　1984年夏天，我接到在洛杉矶的新任命，带着我的家人离开北京。在北京旧机场，我的司机小张对我说“再见”，那是一次让人感动的告别。小张是一个大个子，有些腼腆，但很容易被有趣的笑话逗乐。他由中国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处委派到美联社分社，是分社里唯一的司机。我的工作要求我不断在外奔波，随时准备奔赴新的消息来源进行拍摄，因此他几乎成了我的专职司机，长期伴我左右。我们通过西单电报大楼把每张照片归档，将做好说明的照片送往邮电部办公室，并由无线电传往东京分社。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美联社分社才获准使用自备的图片传送机将新的图片直接传送到东京和纽约。1981年，中国许多军工厂被解散，工人们制造的产品被准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我购买了一辆带挎斗的国产三轮摩托车，它的原型是德国的宝马，后来通过东德和苏联进入中国。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小张替我找来一位驾驶老师。可惜的是，在尝试了三次路考之后我不得不放弃，我终于明白我永远无法获得一个由公安系统签发的车子执照：他们只给汽车发黑牌，不办理摩托车牌照。
　　在中国女排战胜美国队的那天晚上，我去天安门广场拍摄随后的群众游行。就在按下快门触发闪光灯的瞬间，兴奋的群众把我从我所站的交警指挥台抛入空中。我落入人群，压在了好几个人身上。第二天，小张让我签署一份报告。我自己当时没有发现，而他告诉我，欢庆那天晚上有人在我的衣服上泼硫酸，几乎毁掉了我的外套以及车子的座椅和白色的棉布座套。小张担任着我可靠的司机，直到1984年我们在机场分别。
　　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姚伟曾叫我参加过一个会议。他告诉我，他们调查了1979-1981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由我拍摄的。对这个数字以及他们调查的认真性我很是惊讶。实际上，关于已发表的照片，这样一个数字并不难获得，因为在1978年到1980年间，我是北京唯一一个外籍新闻摄影师——1981年，合众国际社的迈克·提勒（Mike Thieler）才加入进来。更让人惊讶的还是他们的反应：“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我从未想象过《毛以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企鹅出版社，1983年）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出中文版。我毕生，或者说至少是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人，我多么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纵使我知道这终会成为现实。在中国，事情的发生需要时间，这与三十年前中国人民开始现代化之旅而走向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本书的出版，不仅是我的一小步，也是人民开始回顾毛泽东去世后岁月的巨大标志。与毛泽东的去世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压力相比，1978年承诺的经济改革所施加的新担子，远没有那样沉重和具有挑战性。这个过程恰被随后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准确地表述为带领全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
　　本书所有的照片均拍摄于我在1976-1983年居留北京时重新发现中国的过程中，其中有许多都是工作时拍的。这段时间里我见过艺术家如王克平、马德升、摄影师王志平（他是“四月影会”的创立者之一）、作家钟阿城——他们都参与了 “星星画展”的组织，并投入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新感觉艺术表达当中。在最近一次与查建英的访谈中（《八十年代访谈录》），钟阿城谈到了“中国历史的断层”。他痛悼中国人民“失去的岁月”，无论是民族还是家庭方面。访谈中他回忆了在北京度过的童年，以及四合院生活里的那种悠闲自在。阿城说他主要的教育来自他那位身为著名影评家的父亲钟惦棐，以及在旧书店里的自学。当时新华书店里绝大部分讲述现实题材的书已被撤掉，阿城便在专卖旧书的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东西看。他没能逍遥多久，在下乡插队的大潮中被分配到云南当了农民。九十年代初，我在洛杉矶再次遇到了阿城。我记得他描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就像一架自动机器。我还记得他提到修理一台老式的德国大众甲壳虫汽车时的巨大快乐。阿城后来成了驰名中外的作家。经过旅居欧美的数年，他明白人类常识仍然普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它们似乎从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了。2000年初他回到中国，描述了所看到的传统的断裂和人文价值的缺失。本书照片中反映的年代，正是我作为摄影记者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时期，我们能够看到，先前时代的许多社会政治动荡和创伤便是由于失去常识所造成的。
　　1976年到1983年的重大事件包括：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被捕、邓小平的复出和他旨在恢复被破坏殆尽的国家和国家经济的改革政策。这期间，我带着儿时的记忆和在西方受到的政治科学与艺术教育返回中国。那时这个国家正迈出它最初的试探性步伐，以恢复和重建阿城所称的“常识”。我试图以摄像机作为工具，来解释中国这一独特的社会政治历程。
　　我在那个时代所接受并将始终铭记的感触和印象的更深层面来自于阅读，以及对一本书的永恒追寻，这本书将能提供一种有关中国的洞见，而这种洞见能就中国承前启后的变化的本质加以阐释和说明。有这样一本书与此目标非常接近。九十年代早期，我在巴黎圣日尔曼的一家旧书店里与林语堂的文字重逢，这是一件有趣的事。1936年，赛珍珠（Pearl Buck）在为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所写的导言中观察了那些有过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自卑感弥漫全国的时候……他们对西方国家既痛恨，又羡慕。”但最打动我的却是她下面的这段评价，它和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以及最终我用照相机努力去做的事情产生了共鸣：
　　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我多少次满怀渴望，急切地打开一本又一本的出版著作，然而又多少次失望地把它们合上。因为其中的内容是虚假的，言过其实的，作者在狂热地为一个伟大而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辩护。那些著作是为了取悦外国人，而于中国则不配。
　　她在林语堂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声音，对此我深表赞同。正如她所指出的：“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在筹备本书的中文版时，我重读了林语堂的这部经典之作，发现自己沉迷于作者在自序中的话：
　　我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与我毫无干系，他们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们的爱国主义也不是我的爱国主义。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是一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因此我将照相机对准人们的日常生活，来避免落入夸夸其谈的宣传。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1978年所采取的那些重大步骤的确开启了重建这个国家“常识”的进程，那是一种曾经暂时失去的意识。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现在我们已无法回头，而我们中那些经历过共和国前三十年生活的人也许能够理解，为何中国人民现今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寻求一个物质上安全的未来。1976年到1983年是少见的充满闲散的浪漫年代，社会缓慢地抛弃它的过去，并思考着随改革政策的深入而带来的新事物。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代，中国人在被要求行动之前真正有了思考的时间。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如此巨大的变革已经发生。有一件事情则仍待解决：中国必须坦诚面对自己近代的历史，真正开始发展自身的软实力，仅仅拥有悠久而复杂的文明是永远不够的。
　　2009年9月
　　于北京
　　
　　（1）本文为《中国：1976-1983》一书作者序。
　　
　　图注：
　　qian01  1983年，北京故宫，七十六岁的溥杰，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在他以前的居所——故宫里。“曾经，”他安详地说，“我就住在这里。我是最后的满族人。”
　　qian02  1982年4月10日，刘香成从美联社北京分社电传往东京分社的照片原件。“北京，美国记者的植树节”：刘香成组织驻北京的美国记者，与他们的中国同行一道，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院内植树。

毛以后的中国                       刘香成
实事求是                           刘香成
中国：1976-1983                刘香成  摄
冰雹喇嘛                             书  云
我走到那里在风起以后                刘  春
我是六零后（续）                    荆  方
胡适的格言                          魏邦良
挖挖《守望者》的蛋                  陈  腊
“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              张铁志
希特勒的财神爷                      孔笑微
姓刘的匈奴                          刘  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