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萌，天津市宁河县人。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人到中年总算过上正常生活，顺利回归报刊界重操编辑旧业，在几家报刊和出版社任职，几十年间亲见文坛别样风景，个中的苦乐、艰辛和忧虑，构成其后半生的另种经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这些年所写文章，既有事件的讲述，更有人生的思索。
    曾先后任《乌兰察布日报》文艺编辑，《工人日报》编辑组长，《新观察》杂志编辑组长、副编审，《中国作家》杂志副编审，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社长、编审，《散文世界》杂志编委，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编审，《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编审。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散文随笔集：《生活，这样告诉我》、《心灵的星光》、《岁月忧欢》、《寻找失落的梦》、《消融的雪》、《穿裤子的云》、《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一柳萌散文》、《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一柳萌卷》、《珍藏向往》、《真情依旧》、《生命潮汐》、《春天的雨秋天晴》、《绿魂》、《变换的风景》、《无奈的告白》《夜梦与昼思》、《悠着活一柳萌散文随笔选》、《时间的诉说》等二十余种。

    《文坛亲历记》介绍有天刚刚从外地回来，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电话，告诉我，她们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这本《文坛亲历记》。对于靠文字生活的人，此刻听到这样的消息，犹如雨后的艳阳天，我的心绪马上好转许多。数日后他们送来校样，让我最后校正配图，这样，我的生活又回到往日状态，因此，在这部书稿即将出版之时，我要特别感谢东方出版社，还有那位干练的女编辑鲁静。他们不仅出版我的书，更在我心绪游离的时候，把我拉回到正常生活中。此时此刻这比出书更重要。

    记忆，从春天开始
    在所有的文艺形式中，对于时代，对于社会，对于生活，最为敏感的莫过于歌曲。由于创作歌曲迅速、短小，以及易于流传等特点，在每个历史关键时刻，总是最先反映群众心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坛，同样是歌曲这只鸟报春后，方有花红柳绿的满园春色。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曾被人们视为文艺春天的到来。古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文艺春天也有最先报春之鸟，就是摆脱“文革”歌曲滥调，以《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为代表的清新歌曲，最先传递的中国文艺的“春之声”。
    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人，正是著名歌词作家（《在希望的田野上》的词作者）、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晓光。
    农历戊子年春节前
    两天，晓光来电话给我拜年，我说：“你当官那么忙，还想着我。”晓光说：“再当官，再忙，你也是老哥啊，哪能忘记。何况咱们共同走过那么多年，经历过多少事情啊……”放下电话掐指一算，可不是，跟晓光相识相交整整30年啦。这30年的中国文艺界，发生过多少事情啊，都让我们这拨人赶上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幸运。
    我年轻时因为政治上倒霉，1958年被发配到边疆劳改，生命中最好青春年华，完全毁弃在苦难岁月中。本以为从此与文学无缘，最后身死异乡了却一生。谁知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老朋友王文祥（原《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帮助下，1978年秋天，我被借调到即将复刊的《工人日报》社，在文艺部负责主编《文化宫》副刊。当时《工人日报》有两个文艺副刊，一个是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百花》，一个是以介绍文化为内容的《文化宫》，由于我有过报纸副刊编辑经历，领导就指定由我负责主持《文化宫》。《文化宫》副刊组共有四名编辑，除我而外还有两位跟我一样，同属于被借调来的“摘帽右派”，唯一的区别他们是原《工人日报》编辑。属于《工人日报》社正式编制的编辑，只有后来成了小说家的胡健。我当时四十来岁，胡健不过二十几岁，另外两位老编辑都年逾半百，组里工作特别是跑外的事情，我大都倚重年轻的胡健。胡健父亲是著名剧作家胡可，母亲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胡朋，她是真正的艺术名门之后，自然熟悉文艺界的情况和人士。由于副刊需要刊发新创作的歌曲，约稿组稿这件事情，理所当然地交给胡健，她就三天两头往《歌曲》杂志社跑，像红极一时的歌曲《祝酒歌》，能够第一时间在《工人日报》发表，就是得力于晓光的及时推荐。此时的晓光正任职《歌曲》杂志，他自己时不时也有新歌词写出被谱曲。因为有这样密切的工作关系，一来二去，我和胡健就跟晓光相识，后来又发展为不错的朋友。在我返京后的最困难时期，晓光给过我不少帮助，我妻子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就是由晓光托刘烽先生，找到学校领导帮助安排的。而让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这个时期晓光的创作，简直是情思如泉涌，《在希望的田野上》让他一夜成名，随后又写出《那就是我》、《采蘑菇的小姑娘》等等，由他创作的一大批歌词，经著名作曲家谱曲后久唱不衰。后来通过晓光的介绍，还结识了几位词曲作家，如施光南、任志萍、马骏英、舒小模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实力派人物。
    正如我前边所说，历史的关键时期，总会有不同歌曲。这些歌曲都有明显时代烙印。经历过“文革”灾难的人都知道，那时有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歌词连说几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每次听到立刻让我想起，过去泼妇吵架时的情景，不禁在心中自问：“这也算歌曲？”歌曲应该是优美的悦心的，听过之后才会引起共鸣。后来晓光写出《那就是我》歌词，表达了对故乡的悠悠思念，经优秀作曲家谷建芬谱曲后，很快就在广大群众中传开。直到今天仍是国内外演唱会的保留曲目。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爱你，中国》、《泉水叮咚响》、《我爱这多情的土地》、《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一大批优秀的抒情歌曲陆续问世，像一只只报春的鸟儿自由飞翔。使人们感到春天真的来了。
    当然，做为一个特定社会的人，谁也无法超越时代局限，特别是中国的文艺家，即使再有才华再有创作力，没有时代提供的宽松环境，无论如何都难以创作出好作品。那时的政治环境宽松到什么程度呢？这样说吧，像我这样一大批“摘帽右派”，都有机会陆续从外地回到北京，或被借调或临时找份工作干，就是最好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正是在这样大的政治背景下，当做毒草被查封的图书开禁了，当做反动的电影开始放映了，就连《魂断蓝桥》、《翠堤春晓》、《简·爱》等翻译片，都以参考的名义在内部播放。紧接着跟随而来的是，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由小泽征尔指挥瞑出；著名小提琴大师施特恩，把优美的古典乐曲送来；还有芭蕾舞剧《天鹅湖》、《吉赛尔》等，重新在首都舞台与观众见面。中国版的《茶花女》也由中央歌剧舞剧院公演，导演、演员、音乐演奏、舞美设计等，都是享誉国内的一流艺术人才，由于他们曾经被搁置多年，好容易有了这次公演机会，可以说，艺术才能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一时间大饱了眼福愉悦了心灵。浓郁的文艺春天气息，几乎令人天天都陶醉。
    有天中午，躺在办公室拼凑的椅子上午休，朦朦胧胧中飘来一阵柔美歌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还是少年时期在家乡天津听过，此后再未听到过这天籁之音，愣怔片刻腾地从椅子上跃起，我向正播放乐曲的录音机走去。只见胡健托着脸在痴迷地欣赏，我还从未见过胡健如此投入，可见这美妙的曲调在她心目中，有着怎样勾魂摄魄的魅力。她见我走过去就问：“怎么样？好听吧。”我不敢声张，只是点点头。然后，看了看放在一旁的盒带说明，纸盒上清楚地标明：（台湾）邓丽君，以及歌曲名字《绿岛小夜曲》、《甜密密》、《小城故事》、《采槟榔》、《夜来香》等等。这是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从此以后更多港台歌星的磁带，不时出现在内地歌迷的录放机里，接着就是张明敏、奚秀兰等港台歌星，陆续登临内地的各类晚会舞台。
    就是在这个时候，其他的文艺形式，如同绿草鲜花，渐渐吐露芳菲。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它们不仅轰动了整个文艺界，而且引起普通读者极大关注。由于这两位作者都是工人出身，我所在的《工人日报》社，拿出相当大的版面刊出。此后还发表了张洁、刘心武的小说，这个时期的《工人日报》副刊，成为当时文学艺术界的一景。《工人日报》刊登的许多言论，此时都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
    有天随便翻阅新到的报刊，在《文汇报》文学副刊上，突然发现艾青的诗《红旗》，刊发在版面的右下角处。我的眼睛为之一亮，我的心更是兴奋，这不是传递一个信号吗：在政治运动中挨整的作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复出。于是我建议《工人日报》文艺部主任李纪芳，趁此时机早点跟这些作家约稿，纪芳跟总编辑方群、副总编辑孟冬等人研究后，约稿的事情就落在了我头上。那时艾青一家刚从新疆回来，在北京还没有固定的住所，加之官方不便公布艾青住处，一般的报刊编辑或中外记者，都很难找到这位著名大诗人。恰好这时老诗人蔡其矫，知道我回到北京工作，就来《工人日报》找我，我跟蔡老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他是艾青最好的朋友之一，自然知道艾青的北京临时住处。我就请蔡老引荐。
    我年轻时候喜欢诗歌，艾青是我喜爱的诗人，两次听过他谈论诗歌，可是从无机会近距离交谈。蔡其矫把我介绍给艾青。艾老听说我被划过“右派”，曾经在北大荒八五。农场劳改，艾青立刻兴奋起来，笑笑说：“那咱们既是‘五七’难友，又是北大荒荒友啊。”彼此之间的距离自然也就拉近。当我跟艾老说到，他发在《文汇报》的诗歌，艾青沉吟片刻，直率地说：“过去发表我的诗，位置不是头条，就是像张桌子，放在版面的中央。现在挤到边上去哕。”我完全能够理解他此时的心迹，就趁机说：“艾老，我这次让蔡老带我来，一是看望您，二是向您约稿，有一点您尽管放心，发表的版面位置，我们绝对不会委屈您。”艾青只是笑笑不言语。那次我从艾青那里，一下子拿来两首诗，一首题为《高山的风》，一首题为《镜子》，回到报社安排版面时，经我与部主任商量，摆在版面的右上角，而且加花边排楷体字。报纸出来送给艾青，从读报时的神态看，他对我们的版面处理，还是比较满意的。随后从艾青那里，我又拿来多首诗，陆续在《工人日报》发表。
    由于在艾青面前没有失信，还同是“天涯沦落人”，从此艾青对我也就比较信任，像《光明日报》、《体育报》副刊，那时发表的艾青诗歌，第一次都是我帮助约的。我带着这些朋友去，说明来意，艾青总是爽快拉开抽屉，拿出多首新作让我选。这些朋友羡慕地说：“艾老真给你面子。”其实我哪有那么大面子，无非说明
    受过磨难的艾青，更体恤同难者中的难处。此后我又为《工人日报》，跟秦兆阳、公刘、邵燕祥、白桦、刘绍棠等人约稿。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叫做《重放的鲜花》的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李国文的《改选》、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的《西苑草》、流沙河的《草木篇》、宗璞的《红豆》等作品，这些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曾经当做毒草批判的作品，作者李国文、邓友梅、王蒙、刘绍棠、流沙河等人还因此获罪，现在居然当做鲜花重新开放，这无疑是个文艺“拨乱反正”的信号。果然，“反右”“改正”了，“胡风”错案平反了，就连萧军这样的老作家，都被戏称“出土文物”进入大众视野。中国文艺真的进入一个新的春天。
    当然，比这更令我兴奋的是，相隔半年之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届文代会召开，我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采访。那些我敬重的文学泰斗，那些我钦佩的艺术大师，经过长期磨难和漫长等待，此刻相聚北京西苑宾馆。亲见他们相逢时的情景，作为一个晚辈文化人，为他们失去的宝贵时光惋惜，更为他们脸上有了微笑欣慰。

记忆，从春天开始
简易楼里的中国作家协会
出刊即停刊的一本杂志
作家出版社淘的第一桶金
第五届作代会的一个小插曲
见证第一个杂文学会成立
逼出来的“作家参考丛书”
关于“三驾马车”上路前后
一次尴尬的颁奖会
时间不当走云南
抢来的小说《感谢生活》
《小说选刊》是怎样复刊的
刊林独苗《长篇小说选刊》破土记
命途多舛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开春吹来《三月风》
我所经历的文学评奖
公开谈论“一稿两投”
作家同名累
文人与古旧物玩家的故事
跟足球一起风光的作家
我与几家新时期杂志
前辈作家的流光碎影
在维也纳当了一次“富翁”
拒绝莫斯科
本色难移的王朝柱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