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孝伦理：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规范
孝伦理往往表征出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意识和行为规范，这在《大学》《中庸》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句话出现了几个关键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论的大词。《诗经·文王》中说，深远的周文王光辉照人而且恭敬威武。作为人民的君主，为人君为人臣为人子为人父。这几个关键词，君、臣、父、子，人们耳熟能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成君之样，臣要有臣之格，父要有父之慈，子要有子之孝。作为君用今天的话来讲即作为领导，应该“止于仁”，即定位在“仁”。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它人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事实上，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将个体人格的建立放在重要地位，只不过，孔子更重视仁心爱人的内在光辉，孟子更注重养个体浩然之气罢了。
“止”非常重要，“止”就是定位。定位到什么形态就显示出什么样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为人子，止于孝”，指作为子女应该定位在孝顺父母。被人骂为“不孝”是极为严厉的。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忠”对国家而言，“孝”对父母而言。实际上，“忠”高于“孝”，因为“齐家”之后是“治国”，或者说“齐家”是“治国”的基础。孝是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人伦标准。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顺，那他忠于国家为国捐躯是不可能的。他连家族中最起码的人伦常识都没有，他要为国家为这个大集体去付出生命，其难乎哉！在这个意义上，在“忠孝”之间，人们往往会选择“忠”，因为选择“忠”就是“大孝”，是对整个国家的负责。但对一般人而言，尽孝道与尽忠并没有严重的冲突。
《大学》强调了仁、敬、孝、慈、信，说明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柔性的、软性的文化。即使在今天的家族里边，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也应该强调孝与敬。从品德意义上来说，仁爱、尊敬、慈孝和诚信，在今天基本上还应继续发扬下去。当然，要是愚忠、愚敬、愚孝、愚慈，甚至被忠、敬、孝、慈吞噬，那是不允许的。其实古人也不是一味地愚忠愚孝。孔子孟子在这方面有相当清楚的表述，不可误读。《论语·公冶长》子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子路》子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_30]《论语·先进》：“‘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日：‘然则从之者与？’子日：‘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更是深入人心。《礼记·中庸》：“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人和人坦诚相待，这是《诗经》中所记录的周文王对“止于至善”的实践，那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作为理想社会的主体的君子，应当不断地修身养德。在我看来，仁、敬、孝、慈、信都不是针对一个人而言的，而是针对一种关系而言的，这说明中国和西方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着眼点不尽相同。在西方，个人自由是高于社会规范，或者社会应服务个人，强调的是个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在中国，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应该是和社会的规范形成和谐的关系。这是一种差别，在今天个人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东方的整体关系的价值应该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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