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摩西没有中间名，他的母亲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他的母亲贝拉·摩西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女人，过于固执己见。
摩西是犹太人。他的祖父来自德国，逃往美国之时，其父往他口袋里塞了些现金，所以才没有像其他移民美国的德裔犹太人那样遭受过赤贫的煎熬。他的祖父从来没把财富视作一生的当务之急，而是对市政事务很有兴趣。这在纽约的犹太商人中是极其罕见的。
当时，纽约市的领导者们刚刚清理出一大片空地，并在上面修建了中央公园，但他们对此举的得益根本没有多少信心，他们甚至怀疑市政府犯了大错，他们原本可以从那块地皮上征收一大笔居民占地税的。了解到贫困区居民对呼吸空间的强烈渴望，摩西的祖父发动了一场运动，成功地说服了城市领导者们开辟出更多的空间，以修建更多的小型公园。
摩西继承了祖父在市政建设方面的热情。
摩西的外祖母罗莎莉是一个知识型女人。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历史及小说作品。她嗜好填字游戏，每天都要在英语和德语报刊中进行一番破解。她不但头脑敏锐，而且伶牙俐齿。谁要是对她的观点稍有异议，她便用她那三寸不烂之舌予以回击。作为那个保守时代的家庭主妇，她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直率。一次，一个外孙女惊讶地意识到她的外婆居然要给她上一堂关于性教育的公开课。“一个人必须沉浸在爱中才能享受到性的奇妙，”她这样开始了话题，接着便侃侃而谈，全无世纪之交的女士们在谈论此类话题时所具有的那种委婉与含蓄。她明目张胆地把一般公众看做是比自己低一等的人。买火车票或戏票时，她一贯的做法是先拿眼角轻蔑地将排队买票的队伍打量一番，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到排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边上，用胳膊把他顶出队伍。
当她九十多高龄的时候，依然几乎每天出去散步，去图书馆借书。她在摩西家小住时，当时在场的摩西的大学校友们无不为她的渊博知识所叹服。夏日里，在静湖畔摩西家的避暑宅邸里，她很早就起床了，然后在一个可以俯瞰湖水的门廊处坐下来，打开一沓德文和英文报纸，翻到填字部分，便开始了两种语言的填字游戏。一个钟头还不到，她就回到门廊里面，与那些大学生们饶有兴趣地讨论起艺术或科学方面的最新动态来。一个学生冷不丁地瞥了一眼她留在门廊里的那沓报纸，惊讶地发现上面所有字谜的空格都被填好了。年龄没有让她丧失独立而依赖别人。一直到她去世前夕，她都亲自打理自己的日常所需。除了听力几乎完全丧失外，她几乎从来没有生过病，直到死神降临的那天傍晚，她拿着一张德文字谜报纸爬上了床。到了半夜，字谜差不多解完时，她下了床，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拉响了门铃，对进来的女仆说：“去叫医生。我快不行了。”当医生赶来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在罗莎莉的子女中，摩西的母亲贝拉最像她。贝拉在接受私塾式教育后，就读于沙利耶女子进修学校，能说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并对两国的文学造诣颇深。她看上去是个安然恬静、与其母亲截然不同的小女孩，但跟她交谈过的人都知道那只是个骗人的外表而已。贝拉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举止礼貌而声音轻柔，但是那轻声细语所表达出的观点却一针见血、铿锵有力而不容更正。有人试图对她的观点进行更正，但很快便发现她那轻柔的声音所表达的见解着实独到而敏锐。“跟她交谈后，”她的一个熟人回忆说，“你才开始对她另眼相看。过不了多久，你便会觉察到她那种安静的举止其实是一种相当惊人的傲慢。有道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
距离耶鲁大学只有两个街区的德怀特街是一条宽阔而静谧的泥土街道。纽黑文市最粗壮、最荫凉的榆树就分布在这条街道的两边。沿街的房子虽谈不上优雅，倒也壮观结实。因为房子盖得离人行道很近，大多数人家都有一片面积可观的后院。这条街上住的都是富裕殷实的制造商和生意人，他们的后院里大都布满了精心修剪的葡萄藤和精心建造的棚子。棚子里养着马匹，还配着马车。德怀特街上的孩子们在马车夫或佣人的照料下骑着马在街上溜达，或者在荫凉的门廊里和宽阔的后院里的大树下嬉戏玩耍。
摩西在生命的结束之际回忆起纽黑文市时还兴趣盎然。他们举家搬到纽约时，摩西已经记事了。多年后，罗伯特·摩西回忆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纽约，它太大了；人群拥挤，声音嘈杂，简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地方。我想搬回纽黑文，读耶鲁大学，竞选康涅狄格州州长。在纽约的那些年里，我一直都保留着那样的想法。”
在纽约，摩西的母亲贝拉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即安居运动。为了帮助新来的犹太移民，安居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曼哈顿下东区。这些安居处大部分是由纽约的德裔犹太社区出资建立的，人员的配备也大多是那里的犹太居民。贝拉很快便成为一名积极的创建者和工作人员。开始的时候，她在著名的亨利街安居处就职，但很快就转到了麦迪逊安居处：一家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的安居处。她在这里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
贝拉在麦迪逊安居处的工作凸显出持续了三十多年之久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也是很多乘着马车、带着仆人来到曼哈顿下东区的艾玛纽尔犹太礼拜堂的所有成员的共同特点，即一位传记作家所归纳的“一种与施舍非常接近的以恩人自居的态度”。历史学家发现，很多团结一致的、受人尊敬的、美国化了的德裔犹太人对这些脾气暴躁的、毛发粗糙的、明显没有美国化的后来者们感到局促不安。德裔犹太人觉得他们不但嗓门大，而且还胆大妄为，简直就是欧洲的糟粕。然而，尽管他们自己与新来的犹太人划清了界限，但他们意识到非犹太人对他们却并不做区分，把新来犹太人的一言一行都视作所有犹太人的典型。很多德裔犹太人觉得要解决这种状况，使得这些衣衫褴褛的新移民看起来受尊敬一些，就要把他们弄得干干净净，教会他们像美国人那样举手投足。由于这个原因，早期的安居处一面孜孜不倦地改善新移民生活，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和医疗保健；还一面向他们再三强调举止、道德的重要性。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很多犹太人似乎觉得这些新来的犹太人好像成了白人的负担；他们对这些人的帮助就是一种统治者对贫困潦倒、无依无靠之人的施舍。”
如果说这种描述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整个安居运动的特点，那么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麦迪逊安居处的特点。麦迪逊安居处的官方历史记载说明其设立宗旨是“为了帮助曼哈顿下东区居民的美国化进程”。而对贝拉的亲戚来说，那个说法用在贝拉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贝拉对她的工作充满了真正的理想主义精神。被贫民区居民的穷困深深触动的她，立志要“帮助下层阶级”，好像那是一场圣战。像麦迪逊安居处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这样的字眼，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挂在她的嘴边。她说，公共服务是人们值得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然而，她从未忘记过下层阶级毕竟属于下层。一个亲戚回忆说，“她对那帮人的态度就是‘你们是我的孩子，我说了算，你要听我的，照我说的去做，其他的就不用你操心了’。”
贝拉在麦迪逊安居处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安居处托管理事会的德裔犹太富婆中不常见的。此时的贝拉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了，她经常带着眼镜，看上去与其他富贵的主妇没有多少差别，尽管她的服饰比大多数人还要朴素一些。和别人一样，她每年向麦迪逊安居处捐赠一万美金。但是和别人不同的是，她对她所捐款项所支持的慈善事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许多年过去了，麦迪逊安居处的托管理事及雇员们发现令她真正感兴趣的是一种特定的事物。贝拉的注意力不在安居处泛泛的慈善工作上。在关于演讲内容或是加强移民父母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之间的联系的讨论中，贝拉背靠着椅子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但是讨论进行到要在安居处的后院修建一个篮球场或是为贫民区儿童举办一次夏令营活动时，这个瘦小的女人就会探起身子，手指不安地敲打起桌面，她的想法开始像洪水般从她那柔和的声音中喷涌而出，瞬间就把其他托管理事的想法淹没了。不久之后，托管理事们就意识到身为一名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贝拉，对建筑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兴趣。她的眼镜后面闪烁的是一双建筑师的眼睛，那双眼睛对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也充满了热情。在解释自己的建议时，贝拉一向是一位有涵养的女士，她从来不抬高声音。但是，那种优雅举止所掩饰的，则是一种盛气凌人的傲慢，要是她的建议遭到长时间的反对，那种掩饰之下的盛气凌人就更加明显了。和别人讨论她特别感兴趣的项目时，贝拉对他人的观点总是显得不耐烦；而在麦迪逊安居处的那些年头里，她对那些观点甚至都不去考虑，连听都不愿責去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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