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Vidiadhat Surajprasad Naipaul），英籍印度裔作家。     <br>    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8岁赴牛津大学求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定居英国。曾任BBC“加勒比之声”栏目主持人3年。<br>    游走世界各地写作多年，批判发展中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匮乏，语多辛辣诙谐。主要作品包括《灵异推拿师》（约翰卢埃林·里斯纪念奖），《米格尔大街》（萨莫塞特·毛姆奖），《黑暗之地》，《印度：一个伤痕累累的文明》，《自由国度》（1971年布克奖），《河湾》，《半生》，《魔种》等。     <br>    1990年获英国皇室封爵；1993年，成为英国大卫·柯恩文学奖首位获奖者，该奖旨在表彰“尚在人世的英国作家一生的成就”。     <br>    2001年，因“作品中兼具犀利的叙述与正直的洞察，迫使我们正视那些被压抑的历史的存在”，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他说话就是这样，满嘴日期、地名和数字，有时还对某个国家作些简单的评论。然而，他的评论很机械，很死板，并无可信之处。即便是他的虚荣心也打动不了别人，而他那双闪动的、湿漉漉的眼睛又总是那么模糊不清。<br>    我的英文又上了一个台阶，帮我的是一个哈布舍女佣，她在我们同一层楼的一家帮工。她也被我的体味所吸引，但我很快发现，她同时也被我的矮小和异族模样所吸引。她是个大胖女人，宽阔的脸上颧骨高耸，眼珠突出，双唇肥大，但不下垂。她硕大的身体让我不安，所以我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脸上为好。她误解了我。她时常很粗野地与我嬉戏，我其实并不喜欢她这样，可我无法以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回避她，另一个原因是，我不由自主地迷上了她的外貌，她的体味和她使用的香水混在一起真让我神魂颠倒。

    自由国度的囚徒<br>                            来源 价值中国网  闫广英<br>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奈保尔作品中如《奈保尔家书》、《抵达之谜》之类的作品，半自传性质，交叉着纪实与虚构，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文体读起来让人舒服。只有在这些作品中你才能触摸到奈保尔坚硬的外壳包裹起来的是一颗如此细腻和有些轻微的伤感的心。而在他的小说作品中，真实的自我被平静的语句裹挟着的讽刺和自嘲击打的片甲不留。读他的小说集《自由国度》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些乏味。后殖民时代的文学所传递的经验，似乎除了书写异国奋斗的血泪史之外，再无新意可挖了，就连奈保尔这位已经被奉为经典的作家也不例外。<br><br>《自由国度》由五个故事组合而成，即：序曲“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孤独的人”、“告诉我，杀了谁”、“自由国度”及尾声“卢克索的杂技团”。小说的这种既有序曲又有尾声的谋篇布局似乎想要告诉读者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或者说至少暗示了这些小说关心和处理的是同一主题：文化之间的冲突，殖民生活的压抑和曲折如此等等。哦，我的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奈保尔所有的小说似乎也可以这样处理了，最终的小说就是奈保尔自己的人生。这样的主题多少有点让人乏味。还记得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提到的那个断言，第三世界的文学，甚至是那些极其个人化的文学都可以当作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寓言来读。奈保尔的小说似乎都可以跟詹姆逊的理论遥相呼应。不过，一旦陷入这种小说的书写模式，小说需要给人的耳目一新的惊艳和美感能达到大众阅读的预期热情么？想想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把奈保尔的这本书抹去了作者的真名名字，寄给了出版社，结果惨遭20多家出版社拒绝的恶作剧。这些固然跟出版界看名人言色的恶习有关，但是，恕我直言，奈保尔的这部小说集的确缺乏新意，沉闷，乏味，情节也乏善可陈，尽管它曾获得1971年的布克文学奖。<br><br>布克奖是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一九六九年设立，旨在奖励年度最佳英文文学，并引导文学读者的鉴赏活动。布克奖是一项很严肃的文学奖项，力图在不丧失纯文学的原则下，在商业销售和艺术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布克奖的问世正逢声势浩大的非殖民化运动，英国丧失了帝国地位，殖民地纷纷赢得独立，颠覆殖民主义的意识开始蔓延，这一历史经验进入当代英语文学中，得到了布克奖的关注及认可。这一时期印度作家的英文小说、英国作家有关印度题材的作品数量持续增长、影响日益扩大正是以此为背景。一九七一年奈保尔的《自由国度》获奖，更成为这一时代精神的政治状况最清晰的注解。后殖民时期的文学书写蔓延着如此刺鼻的政治味道倒是无可非议，毕竟我们无法脱离时代的限制，但是文学的存在不正是为了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力图在张扬人性方面作出的努力么？如果按照这一衡量标准阅读《自由国度》的话，本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不是占去篇幅大半的同名小说，而是《告诉我，杀了谁》。<br><br>在这个短短的不到70页的小说中，奈保尔又把笔触集中到了一个个卑微和贫穷的灵魂上。“我”是这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家庭中的二儿子，当然这个一无所有并不包括人，因为“我”之上还有父母，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之下还有一个弟弟戴约。在“我”看来，除了弟弟之外，他们所有的人生都已经没了。什么？你问为什么他们的人生没了？我想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一个年轻人说他的穷父亲的话可以回答你：“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简单的说，“我”就是不愿意戴约变成一片土和一只猪，所以下决心要送弟弟去读书，想要他出人头地。他们先去了城里的叔叔家，原本以为是城里人的叔叔会帮助他们，之后才发现叔叔住在城里的贫民窟。随后，“我”跟随弟弟去了伦敦，靠白天和晚上打工资助弟弟读所谓的“航天工程”和“计算机编程”。辛辛苦苦几年后，“我”才发现弟弟戴约根本没有上进，只不过每天在伦敦街头无助的游荡。本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就是发现弟弟在街头麻木绝望的样子，那张写满困惑和疲惫的脸庞：“像是个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他四仰八叉并不是要显摆自己，他其实像个断了脊梁的人。他那张脸是一个疲惫、愚蠢的孩子的脸，是一个感到困惑，不知所措的人的脸，而在地下室醒来，惊恐万分地看着我的那个孩子正是这样一张脸。”奈保尔平静的充满讽刺的语言张力再次得到体现，“此刻，阳光灿烂，绿茵茵的草地平整、美观”，“整个世界生气勃勃，然而，我却感到自己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中，“我来时一无所有，现在一无所有，离去时也一无所有”。我是这个自由国度的囚徒，被这个国度的自由所吸引，结果却被这个国度的自由所囚禁。横亘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富裕与贫穷，文明与落后，上等与卑微，自由与囚徒。孤独是在这个自由国度中唯一的深刻体验。<br><br>本书的译者刘新民先生在译后记中说：“就语言来说，作者用词简洁、精炼，讲究不疾不徐，语言中所体现出的严肃、讽刺和思索无处不在，从而生动地刻画了漂泊他乡者在异质文化中生存的艰辛，精神的迷茫和理想的幻灭。”我讨个巧说，这种概括对《告诉我，杀了谁》这篇小说来说是基本准确的，而对《自由国度》的评价则不然。

    从比雷埃夫斯横渡大海到亚历山大只需两天时间，然而，我一见到那条脏兮兮的希腊小轮船时，心中便后悔起来，真不该如此安排行程。即便从码头望去，那条船也已人满为患，像条难民船；而当我上了船，更是发现拥挤不堪，无立锥之地。<br>    这船根本没有甲板可言，面朝两侧的酒吧小得像个碗柜，在一月的寒风里露天开着，只要三个人进去，便把那酒吧挤满了。在狭窄的柜台后面，希腊籍的伙计卖着劣质咖啡，还一脸的不高兴。在那问狭小的吸烟室里，前一夜来自意大利的乘客抢占了大部分椅子，连地上也大多给这帮人占了。在这些乘客中有一群美国中学牛，也就十五六岁年纪，长得却又高又大。他们模样单纯，但略显压抑，神情十分警觉。剩下来的公共场所便只有餐厅了。午餐座位已由餐厅服务生准备停当，只等先到的人就餐了。这些服务生和那个酒吧伙计一样，疲惫不堪，脾气暴躁。大家都把希腊人的文明礼貌扔在了岸上，或许只有当人们悠闲自得、无所事事，抑或身处田园、心如止水时才会讲究文明礼貌。<br>    不过，我们这些上层甲板的旅客还算幸运，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舱室和铺位，而下层甲板的旅客却没有，他们只能待在甲板上，可谓。甲板旅客”。他们日思夜想的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这是他们唯一的要求。这会儿，下面的旅客在阳光里或坐或躺，避着寒风，他们一个个身穿地中海黑的衣服，佝背弯腰，蜷缩在绞盘和橘黄色的船壁之间。<br>    这些人是埃及裔希腊人，是去埃及的，但埃及已经不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先前被驱逐出埃及，成为了难民。入侵者已经撤出埃及，在遭受了种种屈辱之后，埃及终于获得了自由。船上的这些希腊人都是些穷人，但他们凭借一些简单的技能，总算比埃及人要稍稍富裕一些。不过，这些希腊人仍然是埃及自由的牺牲品；因为他们曾经不得不乘坐像我们这条船一样肮脏的轮船离开了埃及。总之，他们现在是回埃及去，而同船的则有我们这些中立的旅游者——我们只是为了观光而已；同船的还有黎巴嫩商人、西班牙夜总会的一班舞女，以及由德国返回的一群胖乎乎的埃及学生。<br>    这时，一个流浪汉出现在码头，他看上去挺像英国人；不过，说他像英国人，也有可能是船上没有英国人的缘故。若是隔着一段距离看去，那人倒也不像个流浪汉。他的帽子、帆布背包、绿中透蓝的花呢外套、灰色的法兰绒裤子和他脚上的靴子都像是上一代挺有浪漫情调的徒步旅行者的行头。在他那个帆布包里或许装有一本诗集、一本杂志，或许还装了一部刚开了头的小说书稿。<br>    这人中等身材，瘦精精的，可走路时步履轻盈，步幅短促，每只脚都被高高地提离地面。他走路的姿态挺帅，如同他那条橘黄色、带圆点花纹的头巾一样漂亮。然而，当他走近时，我们才发现他衣衫褴褛，浑身污垢，一条打了死结的头巾污渍斑斑。他的确是个流浪汉。只见他走到舷梯前，取下帽子。我们这才发现他已上了年纪。老人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微微颤抖着，一双蓝盈盈的眼睛湿漉漉的。<br>    流浪汉抬起头，发现我们正注视他，便快步走上舷梯。他蹬梯时根本不用舷梯两侧的扶手绳。够爱面子的！他将船票出示给一脸怒气的希腊检票员，随即又快步向前走去。他目不斜视，不向别人问任何问题，似乎对船上的路很熟。然而，他却拐进了一条死胡同。这时，只见他用一只脚后跟猛地转过身来，另一只脚重重地踏在地上，那样子仿佛演戏般滑稽。<br>    “事务长，”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冲着四周的舱板说道，“我得去找事务长。”<br>    他这才找到了自己的舱室和铺位。<br>    我们这班船推迟了起航的时间，因为一些美国中学生跑到岸上去买吃的。当然，这帮学生在吸烟室的座位是有人看着的。大家都在等她们回来。她们刚回到船上——没人嘻嘻哈哈，这帮女生长相平平，面色苍白，一脸难堪——希腊人便大发雷霆，怒不可遏。他们的希腊语真如嘎吱嘎吱被绞起的锚链，听了让人钻心地难受。海水开始将我们与码头隔开，就在离我们刚才位置不远，我们看到“伦纳多?达?芬奇”号庞大的黑色船体刚刚驶入码头。<br>    流浪汉又来了。这次他没戴帽子，也没背帆布背包，神情也坦然了一些。他将双手插在鼓鼓囊囊的裤兜里，叉开两腿，站在狭窄的甲板上，俨然一个经验丰富的海上游客，正享受一次真正的海上旅行给他带来的第一股海风；与此同时，他也在观察船上的旅客，试图寻找旅伴。他并不理会那些盯着他看的人，而当他看别人因而别人回视他时，他却将头扭开了。<br>    最终，他走到一个头发浅黄、高挑个的小伙子面前。他的直觉挺有成效地指引着他，因为他选中的这小伙子是个南斯拉夫人，直到前一天，这小伙子从未离开过南斯拉夫。小伙子很愿意听流浪汉讲话，尽管流浪汉说话带口音，他听不懂，但他还是鼓励流浪汉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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