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1911-1991）他与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并称为当代瑞士德语文学的双子星座。1948年他拜见前来瑞士访问的布莱希特，深受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影响。1960—1965年侨居意大利罗马，后回瑞士定居。1954—1964的十年是弗里施创作的颠峰，他的两部代表作《比得曼和纵火犯》与《安道尔》就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为他带来了世界性的荣誉，并先后获得过许多文学奖，包括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文学奖”。长篇小说《能干的法贝尔》（1957）的译本达二十四种文字之多。
　　弗里施代表剧作有：《他们又在唱了》（1945）、《中国长城》（1947）、《战争结束的时候》（1949）、《毕德尔曼和纵火犯们》（1958）和《安多拉》（1961）等；代表小说有：《施蒂勒》（1954）、《能干的法贝尔》、《我就用甘腾拜因这个名字吧》（1964）、《蒙陶克》（1975）和《人类出现在新生世》（1979）等。无论他的剧作还是小说都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危机问题。

　　对雕塑情有独钟的施蒂勒，娶了美丽动人的舞蹈演员尤莉卡为妻，尤莉卡舞台上的无限风光，却给了他极大的压力。他用自己的方式所做的一切都未能使尤莉卡得到满足。爱和无奈，让他们双方都难以忍受。
　　面对生活的压力和事业的平庸，施蒂勒毅然挣脱了婚姻，不告而别……
　　他更名换姓，费尽周折。六年后，不料在回乡检查护照时被人认出，指控他为“持美国护照的德国人”。对于这一切他矢口否认，直到见到风韵犹存的尤莉卡，真相才浮出水面。

　　这个被形容为“一半卡夫卡，一半加缪”的小说出版于1954年，述说了一个囚犯怎样试图摆脱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施蒂勒，而是怀特，他捏造了三个谋杀悬案和自己生活的细节。
　　——麦克·罗杰斯《图书馆学刊》
　　小说展现了二战后的悲惨境遇，字里行间蕴含的多重意义呼之欲出——然后施蒂勒现身说法了：他的叙述狡狯、婉转而又精彩纷呈，像爱伦·坡笔下的凶手，或者雷蒙德·钱德勒小说里的侦探……当施蒂勒的人生谢幕时，结局是令人惊惧的——人类的精神世界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中。    
　　——《纽约时报》
　　读者无法不把这部作品看成战后最重要的小说之一。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一
　　我不是施蒂勒！——自从我被投入这所监狱（下面我还将对它加以描述）之后，我每天都在这样说，每天都在这样发誓，每天都在要威士忌喝，否则就拒绝继续做任何说明。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威士忌，我就不再是我自身，而会被一切可能的影响所压服，去扮演一个他们中意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同我却毫无关系。目前，我在这个荒诞的处境中（他们把我当成了这个小城的某个失踪了的市民！）唯一要做到的是，不要被他们的劝说所打动，对他们要把我变成另一个陌生人的一切客客气气的尝试都要小心翼翼，不为所动，甚至对他们发脾气！我说：既然现在唯一的事情是为了证明我不是别人，而是那个人——遗憾的是我当真就是那个人——因此，只要有人走进我的囚室，我就要不停地叫嚷：我要威士忌。顺便说一下，几天前我就说过，我不一定要名牌货，只要能喝进口就行，否则，我就会保持清醒的头脑，那时，他们就可以随意对我进行审讯。但是，他们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的，至少问不出真实的情况来。可这是徒劳！今天他们给我送来了一个空白的本子，要我写出自己的生平！大概是为了证明我的生平不同于那位失踪的施蒂勒先生的生平吧。
　　“您就写真实情况，”我的官方辩护律师说，“没有任何虚构的真实情况。墨水您可以随时让他们给灌满！”
　　自从我揍了人家一记耳光而被捕以来，到今天已经一个星期了。根据记录，我那时酩酊大醉。因此，要叙述事情的经过是相当费神的。
　　“您跟我来！”一位海关人员说。
　　“您别现在找麻烦，我乘的火车随时都会开走的——”我说。
　　“可您走不了啦。”海关人员说。
　　他把我从踏板上往下拉的举动，使我再也不想回答他的询问。他手上拿着我的护照，另一个给旅客护照盖章的海关人员还在火车上。我问道：
　　“我的护照为什么不合规定？”
　　没有回答。
　　“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一再说，“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
　　我拿的是一本美国护照，我用它走遍了半个世界！对于我的护照为什么不合规定的问题他不作任何回答，而是用他那瑞士腔调重复说：
　　“您跟我来！”
　　“先生，要是您不想让我揍您一记耳光，就别拽着我的袖子，我没法忍受。”我说。
　　“往前走！”
　　当年轻的海关人员不顾我礼貌而又明确的警告，带着受到法律保护的高傲神情强调说，有人会告诉我，我实际是什么人时，我这一记耳光打响了。他那顶深蓝色的帽子在月台上做螺旋式的滚动，比预料的滚得还远。这位年轻的海关人员——这时他没有戴帽子反倒更有人情味——在一口气的工夫里是那样的目瞪口呆，竟没有发脾气，只是不知所措。此时，我完全可以上车就走。列车刚刚开始启动，旅客在窗口挥手，有一节车厢的门还开着呢。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竞没有跳进车厢。我觉得，我完全可以从他手中把护照夺过来，因为如前所述，这位年轻人是那样的目瞪口呆，仿佛他的灵魂也随同那顶帽子在滚动。只是在那顶硬邦邦的帽子不再滚动时，年轻人才可以理解地发起火来。我在人群中俯下身子，热心地拾起他那顶缀有瑞士十字国徽的深蓝色帽子，掸了一下灰尘后，才把帽子交给了他。他的耳朵血红，这时的情景很奇怪，就像有人逼迫着我一样，我规规矩矩地跟在他的身后。他缄口不语，连碰也不肯碰我一下，而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把我交给了守卫，在那里，我等候了五十分钟之久。
　　“请坐下！”警官说。
　　护照放在桌子上。这种变化了的腔调，热心的、并不熟练的彬彬有礼的态度当即使我大为惊讶。我以为，那是由于他把我的美国护照观察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我的美国国籍使他消除了一切怀疑的缘故。这位警官似乎是为了弥补由于年轻海关人员鲁莽无礼所造成的后果，还找了一把椅子来。
　　“我听得出来，您是讲德语的。”他说。
　　“当然。”我说。
　　“请坐下。”他微笑着。
　　我仍然站着。
　　“我是在德国出生的，”我解释说，“美籍德国人——”
　　他指着那把空椅子。
　　“请。”他说，又犹豫了一会儿，自己坐下了……要是我在火车里不得不讲德语，很可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另一位旅客，一个瑞士人和我说过话。我打那个年轻人一记耳光时，他也是见证人。这位旅客从巴黎起就弄得我心烦意乱。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位先生。在巴黎，他进了这节车厢，绊着了我的脚，把我弄醒了。他把行李塞了进来，用法语说了声对不起就挤到了开着的窗户旁，又用瑞士方言和一位女士道别；火车还没开，我就感到他在审视我。我用已经读得破破烂烂的《纽约人报》遮住了脸，报上的那些玩意儿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只是希望，我的旅伴的好奇心此刻会冷却下来。他也在读报，读着一张苏黎世的报纸。我们用法语商定，关上了窗户。此后，我就尽力不用悠闲的目光去观赏窗外的景色了。显然，这位先生——很可能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人——在寻找机会和我进行交谈。他是那样的拘谨，我别无他法，只好走到冷餐车去，在那里坐了五小时之久，还喝了一些酒。只是在米卢斯和巴塞尔之间，迫于很快就要过境，我才又回到了车厢里。这个瑞士人又看着我，就好像认识我一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突然鼓起勇气和我交谈了起来。也许仅仅是因为眼前我们正在他的国土上吧。“请原谅，”他有些拘谨地问道，“您不是施蒂勒先生吗？”如前所述，我喝了一些威士忌，所以听不明白他说了些什么。我手上拿着我的那本美国护照，这时，瑞士人说着自己的方言，同时翻阅着一本画报。在我们身后已经站着两个公务员，这是一名海关人员和一个手上拿着一枚图章的人。我把护照交给了他们，这时我感到自己喝多了。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的行李很少，无可非议。“这是您的护照吗？”另一个公务员问道。开始我当然笑了。“怎么不是？”我反问道，接着又恼火地说，“这本护照怎么不合规定？”
　　我的护照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这还是头一回。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位先生把我同他的那本画报上的一张照片混淆了……
　　“博士先生，”警官对那位先生说，“我不想耽误您太久，总之，我们非常感谢您所提供的情况。”
　　当这位表示谢意的警官握住门把时，那位先生在门口向我点头，仿佛我们早就相识。这是一位博士先生，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我可没有丝毫点头的愿望。这时，警官回转身来，再一次指了指椅子。
　　“请坐，”他说，“看得出，施蒂勒先生，您喝得相当醉了——”
　　“施蒂勒？”我说，“我不叫施蒂勒！”
　　“我希望，”他无动于衷地接着说，“不管怎样，您明白我们要跟您谈什么，施蒂勒先生。”
　　我摇了摇头，他给我递过烟来，这是一种短雪茄烟。我当然拒绝了。因为他显然不是在给我敬烟，而是给某个施蒂勒先生。尽管警官为了和我畅谈一番而坐了下来，我却仍然站着不动。
　　“为什么当人们问起您，这是否真是您的护照时，您那么激动？”他问道。
　　他翻着我的美国护照。
　　“警官先生，”我说道，“我不能忍受人家抓着我的衣袖，我曾多次警告您那位年轻的海关人员。我一时冲动打了他一记耳光，对此我感到遗憾。警官先生，我当然准备按贵国的规定立即赔偿损失，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该交多少钱？”
　　他不无好意地微笑着。他说，遗憾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短雪茄，把那支褐色的短雪茄在嘴唇间转动着，泰然自若而又一丝不苟，时间对他来说，似乎无足轻重。
　　“您好像是一位相当有名的人——”
　　“我？”我问道，“为什么？”
　　“对于这种事情我一窍不通，”他说，“但是这位认出了您的博士先生似乎对您有很高的评价。”
　　真是没有办法，他们显然是看错人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解释都无异于花言巧语或真正的谦虚。
　　“您为什么管自己叫怀特？”他问道。
　　我解释着，叙说着。
　　“这本护照您是从哪儿搞来的？”他问道。
　　他惬意地抽着那支有些臭味的短雪茄，两只大拇指勾着裤子的背带。因为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这位再也不把我当成外国人的警官解开了那件多余的上衣的纽扣，端详着我，根本就没有听我在说什么。
　　“警官先生，”我说，“我喝醉了，您说得对，您说得完全对，但是我不能容忍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位博士先生……”
　　“他说，他知道您。”
　　“从哪儿知道我的？”我问道。
　　“从画报上，”他说着，利用我那表示轻蔑的片刻沉默补充说，“——您有位妻子，住在巴黎，对吗？”
　　“我？有位妻子？”
　　“名字叫尤莉卡。”
　　“我不是从巴黎来的，”我解释说，“我从墨西哥来，警官先生。”
　　我向他叙述了我所乘的轮船的名字，这条船航行了多少时间，到达勒阿弗尔从维拉克鲁斯出发的时刻。
　　“这是可能的，”他说，“但是您的妻子住在巴黎。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她是一位舞蹈家。据说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
　　我沉默着。
　　“尤莉卡是她的艺名，”警官向我介绍说，“听说从前她得过肺病，住在达沃斯。现在她在巴黎负责一所芭蕾舞学校，对吗？已经六年了。”
　　我只是看着他。
　　“自从您失踪以后。”
　　为了听听画报读者对于一个显然和我相似的人——至少在一位博士的眼睛里如此——还了解些什么，我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接过了一支香烟。警官显然方才受到那位博士对我的敬意的感染，还给我点了火。
　　“您本人是个雕塑家。”
　　我笑了。
　　“对吗？”不等我回答，他又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您用假名字到处旅行？”
　　他连我的誓言也不相信。
　　“我很遗憾，”他说罢在抽屉里找了半天，拿出一张蓝色的表格说，“我很遗憾，施蒂勒先生，要是您继续拒绝让我们看您的真正的护照，我就得把您交给刑事警察局了，您应该明白这一点。”
　　他掸掉了短雪茄上的烟灰。
　　“我不是施蒂勒！”在他认真开始填写那张内容广泛的表格时，我重复解释着，而他好像根本就不再听我说什么了。我试着用各种各样的腔调申述，时而郑重，时而冷静，“警官先生，我没有别的护照！”或者笑着说，“真是荒唐！”尽管我醉意正浓，却还能清楚地感到，我越重复，他就越不听我说。最后我嚷道：“我不叫施蒂勒！见鬼去吧！”边嚷边用拳头捶着桌子。
　　“为什么您这样激动？”
　　我站了起来。
　　“警官先生，”我说，“您现在把护照还给我！”
　　他连眼皮也不抬一下。
　　“您被捕了。”他说，用左手翻着护照，抄下了号码、发护照的日期、美国驻墨西哥使馆领事的名字，抄下了蓝色表格在这种情况下所要知道的一切。后来，他用不无亲切的口气说：“坐下吧。”
　　我的囚室窄小——我刚刚用我那不足三十公分的鞋丈量过——小得如同这个国家那样。它整洁得令人难以呼吸。一切都那样适度、合理和使人知足，以至令人窒息。恰如其分得没有些许逾越！在这个国家里，它的一切充足富裕得使人感到压抑。我测量过，这间囚室长三米一，宽二米四，高二米五，是一所人道的监狱，你说不出对它有什么意见，而这却正是它的可恶之处。没有蜘蛛网，墙面没有发霉之处，总之，没有能够引起愤怒的任何东西！有些监狱，只要人民一听说就要把它推倒，而这里却没有什么要去推倒的东西。我知道，千百万人居住得比我还差。床上有弹簧，安上了栅栏的窗户早上有阳光照射，在这个季节里大约直到十一点钟。桌子有两个抽屉，还有圣经和台灯；我若是想要去解手，只需按一下白色的电钮，就会有人把我带到相应的地方去。那里并不用还可以翻阅一下的旧报纸，而是柔软的皱纹手纸。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所监狱。有那么一瞬间，你真想大声叫嚷。但是，人们并没有那样做，就像在商店那样轻声细语。他们只是用毛巾擦干手后，走上擦脚垫，在自己被关进囚室前说一声感谢而已。除了染上了秋色的栗树叶外，我什么也看不见，即使登上弹簧床（穿着鞋）也仍然一无所获，而这样做还是禁止的。最使人难忍的自然是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噪音。自从我知道这座小城里还有有轨电车后，我几乎能连电车行驶时的隆隆声也充耳不闻。糟糕的只是邻居一台收音机里播音员不明不白的报道，每日清除垃圾的嘈杂声，一些庭院里人们使劲拍打地毯时传出的清脆响亮的声音。这个国家的人对污秽的东西似乎怀有病态般的恐惧心理。昨天，他们竟然让一部气压钻机与我相伴。这些人不知道在哪儿把马路掘开了，为的是以后把它重新铺上。我常常有这种感觉，我是这座小城里唯一一个闲散的人。气压钻机一旦停止工作，再来分辨一下街道上的声响，这时你听到的多是谩骂声，很少有笑声。午夜里，醉汉们狂叫着，因为所有的酒店都关门了。有一次，大学生们高声歌唱，使人感到似乎置身在德国的内地。大约到一点钟，一切才安静下来。这时你关掉灯也无济于事，远处一盏路灯的灯光照进囚室，栅栏的阴影布满墙上，反射在房顶上；要是外面刮起了风，路灯便摇晃起来，那晃动的栅栏的影子简直会使人发狂。清晨，当太阳照进来时，栅栏的影子却只是倒映在地板上。
　　如果不是送饭的看守告诉我，今天我还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名堂呢。这里的每一个读报人似乎都知道施蒂勒是谁。这样一来，弄得人们几乎无法搞清更为详细的情况了；每一个人都自以为了解实情，其实都只知道一个大概。
　　“我——我想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到湖里去打捞过他，”看守说，“但是没有结果，后来突然又说他在外籍兵团。”
　　他用勺舀着汤。
　　“许多瑞士人都这样，”他告诉我说，“要是他们在这里感到厌烦了，他们就这样做。”
　　“那他们就去参加外籍兵团？”我问道。
　　“每年有三百人！”
　　“为什么参加外籍兵团？”我问道。
　　“因为他们在这里感到厌烦了。”
　　“那当然，”我说，“但是为什么单要去外籍兵团？那情况不是更糟吗？”
　　“我看都是那么回事。”
　　“是吗？”我问道，“他就把他那病重在达沃斯的妻子扔下不管？”
　　“也许这对她是一个福音。”
　　“您这样看吗？”
　　“我看就是那么回事，”他说，“从那时起，她就住在巴黎。”
　　“我知道！”
　　“是个舞蹈家。”
　　“我知道！”
　　“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那她的肺病呢？”我关切地问道。
　　“治好了。”
　　“谁说的？”
　　“她自己。”
　　“那您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
　　“从哪儿！”看守说，“——从一本杂志上。”
　　更多的情况无从知晓了。
　　“请喝吧！”看守说，“请喝汤，趁热喝。别失去理智，怀特先生，他们就盼着您这样呢。这些博士先生，我了解！”
　　这蔬菜汤还不错，对这里的伙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觉得看守对我是好意，反正他从不（像别人那样！）叫我施蒂勒先生，而是叫我怀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