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明，原名刘军，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教授。出生于西安，曾留学英国和美国，1980年代初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任译员，1992年获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过多种论文和散文，涉及西方文论、美国文学、欧洲文学、文化飞散等各种专题。在国内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美国文学史》（2008年英文增订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文化透视英语教程》（与何其莘合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赋格是一种多声部对位的音乐结构。“现代性”（回答什么是现代价值、现代思维的哲学思想）并非只有启蒙形成的现代思想体系一种，而是多义、多声部的相互衍生，以复调式在历史上拓展，宛如音乐中的赋格。
    《现代性赋格》融当代文论思辨于散文篇章，力求实现诗性的思辨与思辨的诗性，复现19世纪欧洲现代化的历史语境，重温经典文学作品的启示，进入“现代性”的复调式思考，以期唤醒与现代体系形成对位张力的人文美学现代性。对于仍在寻找现代意识的中国，欧洲现代化的历史（包括其中的文学史）所能提供的借鉴，不可忽视。
    全书按四篇展开，其中的各章可作为独立散文，但能彼此呼应，呈现多声部赋格。“启蒙篇”以启蒙为线索，引出现代体系和后现代思辨策略的对位声部；“法兰西篇”与“俄罗斯篇”相互对照，呈现发达状况和不发达状况下对现代体系两种不尽相同的反应；“尼采篇”则是从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大格局对现代体系的思辨和应答。

    启蒙篇
    第一章 启蒙（上）
    现代计划的轨迹
    1 从启蒙说起
    有一些思辨策略（critical strategies），是在质疑启蒙的现代价值体系之中形成的，这些策略已成为后现代（postmodemity或postmodernism）理论重要的一维。“后”（post—）有“思辨”的含义，是后现代的语义之一，指的是对体系化的现代性与启蒙的思辨。
    针对现代价值体系，后现代做不事体系的思辨，并非拒绝秩序，而是在历史、变化、新语言认识的更大格局中，寻求启蒙所必需的心智之光。对启蒙的思辨正是为了再一次启蒙，换一个说法，后现代也是现代，可称作“对位现代性”（当代理论常见的另一个用语），恰如赋格音乐中的主题和对题，一问一答，相互追逐。
    我们把启蒙这件大事分上、下篇叙述。上篇，综述启蒙的现代性计划形成了怎样的哲学思想体系，同时论及一些非体系的启蒙思想。下篇，以19世纪欧洲文学和后现代主要理论家为例，针对现代体系的宏大叙述，揭示后现代针对现代体系的理性、主体、知识、人等提出的思辨策略。
    2 启蒙种种
    启蒙在中文里的基本词义是接受入门教育、获得初等知识，然而在欧洲各国语言里，启蒙的对应词义却是——不入小学，直达大学。获得新知新解，开启并解放思想，是启蒙在欧美语言中的主要语义。英语的enligtrtenment，法语的eclailcissement、lumiere，德语的auftdaung，或指光亮穿透阴霾，或指思维由暗而转明朗。启蒙欲借心智之光（笛卡尔称“自然之光”）驱散黑暗愚昧，扫除迷信无知。因此，作为动词的enligllten（eclaircir、aufldaren）就有“菩提树下心中开悟”之意，不过此种开悟在西方启蒙运动中必是理性之悟，即科学理性、工具理性。
    既然启蒙是褒义词，既然它的反义词是愚昧、混沌、迷信、无知，等等，那么主张“反启蒙”的人在遣词用字上已经输了。启蒙是对的，因为愚昧无知、执迷不悟一定不对。
    当然，启蒙，即英文里大写的Enlightenment，具体指产生现代价值的启蒙运动。启蒙的现代计划（the project of modernity）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问题，西方思想史对此长期的质询，逐渐形成各种思辨策略，近几十年才汇总在“后现代”这个伞形概念之下。
    如何评价启蒙运动，这是件细致的工作。过于简单化的说法是把后现代和启蒙对立，赞同启蒙必然反对后现代，赞同后现代则必然反对启蒙，似乎黑白分明就是清楚。其实不然，严肃的后现代理论关心的是，启蒙运动有没有违背其初衷；在启蒙的旗帜下，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盲从或迷信；“光明”的理想会不会再给自由的精神蒙上阴云。简而言之，如此的思辨旨在继续启蒙。当代理论采用“后现代”一语而避开“后启蒙”（虽然偶尔也会见到这样的说法），避开了不必要的歧义。至于坚持“反启蒙”之说，潜台词里透出复辟宗教传统的价值之意，指责启蒙运动的怀疑主义破坏了绝对真理。“反启蒙”不是后现代，因为不相信绝对真理正是后现代思辨的基础。应该说，后现代是一次新的启蒙。
    从后现代的角度看，启蒙是一次利弊参半、自相矛盾的历史运动，它终结了中世纪以宗教信仰为特征的世界观，以科学、理性推动社会发展，它摧枯拉朽的革命特质和历史进步无可否认。但是，它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及其在全世界的推广，也带来许多有目共睹的问题。对启蒙运动形成的体系性（包括理性、主体、知识等特定概念的体系），应该用变化、多元、喻说性语言等当代思想重新思考。对体系作不事体系的思考，才能继续启蒙。对启蒙运动的体系提出怀疑的后现代，也是源于启蒙运动。例如，“怀疑一切”作为理性思维的一部分，源于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启蒙运动的关键人物卢梭，即以怀疑著称，他在怀疑启蒙的“进步”之说时，已经怀疑了启蒙的正统价值。
    启蒙运动发生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法、英、德、意、美各国。为了某种方便，有人把时间定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之间。宽泛意义上的启蒙，指现代思想（或哲学）的整个计划（the intellectual orphilosophical project of modernity），往上可追溯到13世纪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5—1274）恢复亚里士多德逻辑的那一刻，或追溯到文艺复兴；往下可延伸至19世纪的哲学（如英国的边沁等功利哲学家），以至今日。
    提到启蒙，人们会想到崇尚理性、科学、进步的现代精神，想到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想到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历史潮流，想到现代世界史上人类为摆脱迷信和愚昧做出的种种努力。这些有目共睹的进步也感染了中国人，中国人在启蒙的鼓舞之下开启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然而，启蒙形成的现代哲学体系（它以科学、理性、主体、人本主义这些鼓舞人心的号召为元素）还有它的另一面，它的负面在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被人们认识。
    现代哲学体系主要依赖科学理性，更贴切的说法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指那种依赖可计算性的逻辑推理。工具理性可以把思想转化为物质、效率，为现代社会青睐，助长重物质实效和实证的现代价值。然而，对工具理性的依赖不能提供生命的意义，甚至会排斥美学思维，排斥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更深远的智慧。过于相信可计算的逻辑，其实是人类的骄傲自大。有些启蒙思想家对人类进步的展望，基于这样的想法：人的逻辑计算必然符合自然规律，人算等于天算。而越来越多的事实是，当人算不把天算放在眼里的时候，天算不动声色地惩罚人算。
    此外，被工具化的理性还可以服务于殖民主义的掠夺、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工具理性造成新的迷信，产生违背人性的秩序，甚至法西斯的秩序。因为理性的同义词是“合理”，理性被用来将不合理的事物合理化的事例，比比皆是。
    在启蒙那个时候，人类似乎苏醒过来了。如今看来，这个苏醒并不是那么醒。人，确实醒了过来。人，又昏昏睡去。
    总还是有一些人清楚地知道人类的醒与睡的状况，18世纪有，19世纪有，20世纪也有。他们有时被尊为伟人，但也常被别人当作疯子。
    科学、理性、知识、主体、进步，这些曾经（并仍然）激动人心的中心词，构成了启蒙运动的宏大叙述。宏大叙述展现如幻如梦的前景，令自主自由者受之鼓舞而有所作为，而不可自主者则为之迷茫并反遭愚弄。宏大叙述是那种高度统一（supremely unifying）的叙述，因而是不容“差异”的叙述。它要求乐观，不允许任何悲观或任何人的悲观。为什么呢？因为不敢悲观哪，悲观不起。
    回顾两三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不禁要问：宏大叙述表述的乐观，会不会出自盲目，甚至出自虚伪？
    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他的后现代理论较詹姆逊的略早，思路也更清晰）用一句话讲清楚了后现代。他说：“若简化到极致，我对后现代的定义就是，对（启蒙运动）宏大叙述存疑。”（xxiv页），“存疑”——incredulity（incredulous）——在英语里还有“难以置信”的意思，像是摇着头，有感而叹：“怎么竟会如此？”利奥塔说“存疑”，言下之意是，我们曾经对启蒙寄予希望，如今对启蒙的可能性仍然寄予希望；现代体系靠宏大叙述的描绘，确实令人感觉宏大，可是对它的历史轨迹、后果、语言逻辑加以思考，又令人不得不存疑，不得不感叹。
    人，中国人在启蒙的鼓舞之下开启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然而，启蒙形成的现代哲学体系（它以科学、理性、主体、人本主义这些鼓舞人心的号召为元素）还有它的另一面，它的负面在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被人们认识。
    现代哲学体系主要依赖科学理性，更贴切的说法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指那种依赖可计算性的逻辑推理。工具理性可以把思想转化为物质、效率，为现代社会青睐，助长重物质实效和实证的现代价值。然而，对工具理性的依赖不能提供生命的意义，甚至会排斥美学思维，排斥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更深远的智慧。过于相信可计算的逻辑，其实是人类的骄傲自大。有些启蒙思想家对人类进步的展望，基于这样的想法：人的逻辑计算必然符合自然规律，人算等于天算。而越来越多的事实是，当人算不把天算放在眼里的时候，天算不动声色地惩罚人算。
    此外，被工具化的理性还可以服务于殖民主义的掠夺、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工具理性造成新的迷信，产生违背人性的秩序，甚至法西斯的秩序。因为理性的同义词是“合理”，理性被用来将不合理的事物合理化的事例，比比皆是。
    在启蒙那个时候，人类似乎苏醒过来了。如今看来，这个苏醒并不是那么醒。人，确实醒了过来。人，又昏昏睡去。
    总还是有一些人清楚地知道人类的醒与睡的状况，18世纪有，19世纪有，20世纪也有。他们有时被尊为伟人，但也常被别人当作疯子。
    科学、理性、知识、主体、进步，这些曾经（并仍然）激动人心的中心词，构成了启蒙运动的宏大叙述。宏大叙述展现如幻如梦的前景，令自主自由者受之鼓舞而有所作为，而不可自主者则为之迷茫并反遭愚弄。宏大叙述是那种高度统一（supremely unifying）的叙述，因而是不容“差异”的叙述。它要求乐观，不允许任何悲观或任何人的悲观。为什么呢？因为不敢悲观哪，悲观不起。
    回顾两三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不禁要问：宏大叙述表述的乐观，会不会出自盲目，甚至出自虚伪？
    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他的后现代理论较詹姆逊的略早，思路也更清晰）用一句话讲清楚了后现代。他说：“若简化到极致，我对后现代的定义就是，对（启蒙运动）宏大叙述存疑。”（xxiv页），“存疑”——incredulity（incredulous）——在英语里还有“难以置信”的意思，像是摇着头，有感而叹：“怎么竟会如此？”利奥塔说“存疑”，言下之意是，我们曾经对启蒙寄予希望，如今对启蒙的可能性仍然寄予希望；现代体系靠宏大叙述的描绘，确实令人感觉宏大，可是对它的历史轨迹、后果、语言逻辑加以思考，又令人不得不存疑，不得不感叹。
    国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一1804）、美国人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m，1706—1790），等等。当时启蒙所反对的愚昧、迷信、专制，直接指向宗教威权和世袭贵族秩序。资本经济的发展和科学革命的挑战，已经动摇了旧秩序的存在基础，启蒙思想对法国革命的推波助澜作用就显得理所当然。不过，启蒙思想家中不主张革命者也不在少数。法国革命前，有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就以对贵族进行启蒙为己任；在法国革命爆发之后，更有人认为这场革命违背了启蒙的原则。直至今日，还有很多人认为，革命的暴力特征有违启蒙的理性精神。
    如果说18世纪是启蒙思想形成体系的时期，那么17世纪则是启蒙酝酿和产生的时期。17世纪的笛卡尔哲学看重的“来自体系的精神”（esprit desysteme），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就演变成“体系化的精神”（espritsystematique）；前者还有数学逻辑的含义，而后者则意味着体系的工具理性扩展到了人类各个领域。18世纪的欧洲人对建设一个更美好社会充满信心，信心来自17世纪以来科学革命和社会变革带来的成果，或者更早，来自文艺复兴对人的肯定。对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启蒙的导师是牛顿（Isaac。Newton，1642—1727）、笛卡尔、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一1662）、洛克（JohnL，ocke，1632—1704）、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一1592）。
    启蒙是当时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以天文、数学、物理为先导的现代科学革命，使得宗教世界观显得苍白无力。以科学观取代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权威和秩序，就势在必行。
    许多世纪以来，上帝（以至教会）具有绝对权威，就是因为上帝的眼睛可以看见宇宙的一切。然而，现代科学使人的眼睛可以看见宇宙的规模和细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在论画时如是说：“宇宙种种的形体和色泽可以在人的眼睛里集中为一点。”这样的说法已经把人摆在了上帝的位置。
    用人眼来探究世界奥秘的梦想，促发了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的诞生。17世纪，数学家兼神学家帕斯卡在通过天文望远镜看到浩瀚星空时，一声惊呼——宇宙的规模竟然远远超乎人类的想象。
    帕斯卡的惊呼，昭示了一种明显的象征意义——中世纪宗教世界观及其秩序失去了正当性。
    在此之前的人类想象中，宇宙是小而亲切的，宇宙最大的模式，也不过是冥王星的轨道直径那么大，地球被当作宇宙的中心。哥白尼对此提出质疑，但一直到17世纪，地球中心说才被推翻。
    刹那间，宇宙大了，人小了。
    可惜的是，体现科学理性的人，接下来又以无限膨胀的骄傲，成为新的上帝。
    尼采曾有一问：“现代科学文化为什么没有古希腊悲剧文化那种力量和伟大？”原因之一是悲剧时时提醒希腊人——人类要站起来而伟大，首先要老老实实承认人在自然界面前很小很小，小到微不足道。而相比之下，现代人类拥有的科学理性却常常使人忘乎所以。
    现代初期的人类视野之小，小到连人类彼此之间也不了解。16世纪欧洲人到达美洲时，看到美洲当地文明成就所表现出的惊讶，不亚于帕斯卡第一次观察到天体。但当欧洲人称美洲大陆为“新大陆”时，心情显然不止好奇。随后，欧洲人就雄心勃勃地提出，征服新大陆是欧洲人的“神谕使命”（manifestdestiny），也就是说，上帝赋予欧洲人特别的使命，向欧洲以外的新世界输出文明和进步。我们知道，欧洲人的“神谕使命”不仅到达美洲，也到达亚洲；不仅带来新知，也带来野蛮。启蒙的进步，离不开欧洲人向其他文明的学习。比如，如果欧洲人没有在中世纪抛弃罗马数字而采用阿拉伯数字，科学革命不可能发生，以后的数学发明，如微积分则不可能出现，现代社会的工业和经贸大发展也就不可能。但是，欧洲人在掠夺殖民地资源时，对其他文明表现出的傲慢，又给了西方理性另一种含义。现代世界史清楚地记载着，欧洲的扩张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并在这个过程中把野蛮和启蒙的双重特质，铭印在西方人的“主体”意识之中。
    4 启蒙的现代性体系
    现代性在启蒙初期是个计划，后来形成体系。
    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Rorty，1931—2007）有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启蒙的计划（即现代的计划）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政治计划和哲学计划。“政治计划’旨在创造人间天堂——一个没有等级、阶级或残忍的世界；‘哲学计划’旨在找到一个新的、全面的世界观，以自然和理性（Natureand Reason）取代上帝。”（Rorty，19页）。罗蒂说，虽然政治计划几经反复，屡遭挫折，进展非常缓慢，却并没有完全失败。另一方面，哲学计划虽然仍被许多哲学家所遵循，但在20世纪却一直受到批评。
    罗蒂的话应作何解释？从历史上看，现代性的政治计划在相当程度上是现代性的哲学计划的实践，但政治计划不完全等于哲学计划，因为政治计划受哲学、经济、历史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这是一层意思。另外，创造一个没有残忍的世界，是人类深切持久的愿望，因为这个梦会继续下去，所以政治计划不会完全失败。然而，支持现代化的哲学思想不会一成不变。现代性的政治计划，久经磨难，会找到更好的哲学思想。这是第二层意思。
    有人说，现代性结束了。又有人说，现代性尚未完成。罗蒂的话提醒我们，先要搞清楚说的是哪一个现代性。
    为了清楚掌握启蒙的现代思路和后现代的缘由，我们讨论的重点放在现代性的哲学计划上，聚焦在由此形成的体系上。
    简单地说，启蒙是从自然科学的现代特征出发，构想了一套新的人文思想，进而形成现代的思想观念体系。这个体系化的过程可分以下几点加以归纳：
    经典的机械论（Classical Mechanics）和自然神论（Deism）为一体的科学观 根据这个科学观，宇宙被看做是一部遵循可预见的“客观”规律（oredictable and objective laws）而运行的机器。上帝创造并启动了这部机器，但是上帝并不负责机器的日常运作。因为宇宙的秩序被认为是理性的，上帝也就成了理性的最高象征。那么，科学是什么？科学无非是通过实证的方法，发现自然界所隐藏的规律和秩序，即上帝这个超级数学家的思路。牛顿是启蒙运动的第一科学家，也是这种机械论加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i。Pope，1688—1744）用《创世记》的口吻，不无诙谐地概括了牛顿的重要性所在：
    自然和自然的规则隐藏在黑夜里
    神说：牛顿来吧！
    于是一片光明。
    牛顿（他所代表的科学理性）成了上帝，他像上帝那样带来了光明，或者说，带来了启蒙的自然之光、心智之光。
    科学中的原子论和机械论相似。所谓原子论，是认为物质的原子受普遍规律主导，而这些规律的活动变化，可以由数学来表示。机械论或原子论的出现，是科学中调查和观念化方法的胜出。
    经验主义（Empilicism） 经验主义是现代科学理性的另一主要特征。经验主义认为，人可以通过观察进入现象的实质。重复的观察和试验，可以产生对未来自然事件的合理预测。经验主义一方面挑战了以往对权威的依赖，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神话，即“事实”的客观性在于，“事实”不含有价值观或人的解释的成分。尼采花了很大的精力揭示这种“事实”观的谬误。

题内题外 
启蒙篇
第一章 启蒙（上）：现代计划的轨迹
第二章 启蒙（下）：后现代的思辨

法兰西篇
第三章 波德莱尔忧郁的理想
第四章 福楼拜的美学判断

俄罗斯篇
第五章 欧洲现代化和彼得堡幻想曲
第六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

尼采篇
第七章 尼采式转折（上）：悲剧之力
第八章 尼采式转折（下）：别忘了音乐，苏格拉底
参考文献
索引
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