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向为中国启蒙新思想之孕育发源地；南方都市报，素以推进社会文明进步为自觉责任。2007年6月，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托，南都携手思想界、文化界、媒体界同道，全新打造“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这一思想传播平台，遍邀海内外思想文化知识名流，与羊城市民共聚白云山麓黄花岗下，纵论天下大势，解析现实困局，梳理纷纭世象，普及常识理性，以高端识见，平民立场，营造出公益讲坛的思想盛宴。岭南公众论坛立足广州，辐射全国，影响力与日俱增！
    《回到常识：公众论坛演讲集》辑录了20篇论坛公开演讲内容，论题涉及公民社会建设、法治、民生、环保等诸多领域，不乏真知灼见，甚或振聋发聩，其意义必将彰显于未来，其价值必为世人所认可。

    心开目明。
    ——吴思
    公众论坛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许纪霖
    守卫社会底线。
    ——孙立平
    唯一是最宝贵的。
    ——葛剑雄
    文开言路，大众参与。
    ——徐友渔

    香港十年，未来之路
    演讲嘉宾：梁文道
    演讲时间：2007年6月23日
    嘉宾介绍：香港文化人。17岁起开始投稿生涯，至今其文章仍可见于《信报》及《明报》的专栏版；l998年起，开始参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曾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曾于香港理工大学及香港大学当客席讲师。现职商业一台总监、牛棚书院院长、绿色和平组织董事、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凤凰卫视中文台《铿锵三人行》及香港电台节目《打书钉》主持。
    香港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
    今天是来跟大家讲香港回归十年以来的种种情况。昨天下午在凤凰卫视录制节目，在录节目时有同事聊到，全国媒体都在做香港回归十年。同事说起一点，香港现在有什么好东西呢？有人下了这么总结性的话，如果香港不变，这十年来没有变，那就是最大的好处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我立刻想起另外一件事。这几天香港有另外一个大新闻，教育局秘书长罗范淑芬刚刚辞职了，因为有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说她的工作出现了错误，事情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这位官员打电话到一家大专院校，打给副校长，说你们学校有两个学者做研究，要把这个研究的结果跟自己的感想发表在报纸上。这两个学者想讲什么呢？他们是想批评香港政府这六年来的教育改革，而这六年来香港教育政策的改革，基本上是这位官员在推动，所以她很不满，怎么能任意批评教育政策呢？她说要把他们炒掉。
    这件事后来被捅出来，香港就要处理这件事。如何处理呢？我认为香港不变的东西，就是处理方式没有改变，首先就是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是香港政府向来的工作方法，凡是遇到政府官员出现严重的问题，政府部门出现了错误，出现了很重大的社会争论，要查清真相，政府要尽量避免自己调查自己。为什么呢？自己调查的话，会给入一个官官相护的感觉。那么，该怎么调查呢？两个渠道，由香港立法会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或者政府本身也可以找人来调查，会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官，通常至少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因为香港讲司法独立，法官在香港的地位非常崇高），然后请两三个社会上名望非常高的人，请他们出来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像是一个小法庭一样，现任的被认为可能出问题的官员，比如说管教育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就要来应询，这些被告的官员要聘请律师，或者由政府出钱帮他们找律师。
    比如在这次事件中，那位接到电话的副校长说了，就是这个官让我炒学校的教授，这不行。这些原告人也要找律师，大家谈了一个半月，结论出来了，就是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并没有证据证明教育局秘书长罗范淑芬真的曾经叫这个副校长炒掉批评政府的学者，可即便如此，她的确打过电话给那位副校长，对两个学者做研究、发表文章批评政府感到不满，这也是不能接受的事情。最后，尽管这位官员觉得很冤，觉得自己没有干过，但最后还得辞职。
    这是香港第一个没有变的地方：处理此类问题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出来的报告即便被批评的官员不满也没有办法，只能选择辞职。香港回归十年，对于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准，仍然是严格到这样一个地步：哪怕是一个政府官员打电话到一个大学，跟这个大学说你们怎么有这种学者，写这种文章批评政府，独立调查委员会认为，这仍然是不能做的，因为官员是不能够打电话到学校去批评他们的学者为什么批评政府，这么做就等于是干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了，所以这个官员要辞职。
    以整个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件事让我非常的高兴。这应了昨天我在凤凰卫视同事所说的，香港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十年以来这个东西都没有变。但是我却有一个疑问，你能说香港十年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吗？这让我想起讲香港问题，一直说它是一国两制，然后是五十年不变，什么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呢？这个概念就非常特别了。去殖了的“殖民地社会”
    我们知道，“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这个伟大的创意，针对的是香港回归的独特情况，而香港回归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在世界殖民地史上，香港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殖民地的结局，就是在去殖民地化后独立。但是，香港是一个例外，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这么一个殖民地，去殖不是独立，而是回归母国。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去殖的问题，世界殖民地史上可供参考的去殖经验在香港很难发挥。
    其他地方的去殖经验非常丰富，比如说去殖之后很多地方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独立之后甚至所有的路名都会改掉，或者要做很大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变化，但香港都没有经历这些。香港这个地方，经过去殖，但是这个去殖是完全不同的去殖，别的地方殖民地去殖民地化，要经过几十年漫长的斗争、挣扎、批评、自省，甚至独立之后还要继续惨烈地流血，而香港的去殖在很快乐的一夜之间完成，回归那天晚上维多利亚港有无数的烟花和鞭炮，群众都是喊着欢呼声。
    为什么在整个回归的历程中，从中英谈判开始，一直到今天回归十年，去殖两个字从来不是话题？我觉得这是今天把握香港问题，或者是看香港必须要注意的切入点。如果不谈去殖，回归又是什么呢？其实，回归就是去殖的独特形式。
    首先我们这么理解，如果回归指的就是彻底回归中国的话，那它就不应该是一国两制，应该是一国一制。那为什么要一国两制呢？回归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今天大家都觉得回归了，但是很多的批评，认为香港和内地还是有很多的隔阂。我常常跟人解释说，回归仅是香港人对内地认知的隔阂，我们看新闻，内地的领导人说香港人时往往会说“香港同胞”，为什么不说“上海同胞”？“同胞”这个字眼正好暗示，其实你还不完全是自己人。
    一国两制是一种很特别的设计，这个设计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让香港的主权回归，而不是整个体制的回归。1997年回归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主权回归，请注意这一点，于是这个去殖就变成了主权回归，主权回归意味着你的制度不变。那表示什么呢？容我大胆地说一句，就等于香港它原有的殖民地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价值、文化习惯等都保持下来了。所以它是一个去殖了的“殖民地社会”。全世界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在去殖后几乎都是独立，像在非洲，独立之后我们还可以说它是殖民地社会，因为它的体制没有改变，它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它的去殖尚未完成。殖民地从来不只是一种主权问题，没那么简单。
    香港的回归，我们讲的就只有主权的回归，而没有碰下面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今天讲香港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这句话其实很荒谬，如果说香港仍然保持殖民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那就是好处，那不等于大家要承认殖民地是很不错的东西吗？我是不是因此反过来就主张我们马上推倒一国两制，让香港一国一制算了，不要等五十年，是不是要这样呢？当然也不是。我们知道，一国两制的出现，是为了处理香港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非常需要香港这么一个在自身体制外的独特结构，这对中国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1949年立刻收回香港？当年的解放军已经开到深圳，在罗湖那边遥望香港了。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纪录片《香港百年内幕》，解放军已经在罗湖那边遥望香港，为什么不过去呢？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在法理上、军事上都完全有能力收回香港，为什么不收呢？理由很简单，传说是周总理的八字真言：“长期利用、好好打算”。香港当年对被国际封锁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创造外汇，以及在海外的各种技术、各种人员的流通渠道都要经过香港。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矛盾，首先我们要承认保护领土的主权完整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暂时妥协这个领土完整的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让香港继续做一个殖民地社会。另外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就是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的信心问题。当时大家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相比较起来，缺乏信心，特别是香港人。因此要告诉香港人，你们不要怕，你们放心，你们仍然像过去那么生活，这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邓小平甚至还说过，如果五十年不够的话，一百年都可以。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香港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讲难听一点是难民社会，香港从来就是一些逃离内地的人去的地方，从清末一直这么下去，1949年去过一批，“三反”“五反”去了一批，“文革”去了一批，大家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子女在什么样的家庭回忆下长大。
    为了安稳信心，所以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但是很吊诡的地方是什么呢？“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用我的讲法，封存了主权之外的殖民地所有条件、所有结构保存了，去殖后，这个社会原来的殖民地特色是没有改变的，这就是香港一个很独特、很独特的地方。今天要理解我们看到的很多香港社会、政治、经济的问题，都必须要从这一点来把握。
    我再问一个问题，很多人说香港人还有没有殖民地心态，香港人难道从来不说去殖吗？难道从来没有反过殖民地吗？错，当然是错的，这绝对是有的。这牵涉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认同问题，这个一会儿再说，我先说比较硬的东西。比如说政治，我说什么叫保持殖民地特色呢？香港的政治体制、政府结构等，都是原来殖民地特色的。过去，大家常常说香港的公务员效率很高，行政效率很高，而且很廉洁，政治中立。我曾经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有一场辩论，我批评说，你们所说的这些都是假的，香港从来没有公务员政治中立过，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比如英国，快要大选了，保守党可能要上台，政府可能大换班，但连邮差都要换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在所有的公务人员里划一条线，邮差、警察、消防员，甚至一个政府部门里某些政策执行官员，这些人不能碰，谁上台他们都留着，维持政府稳定，这些人因此需要政治中立，哪一个党上台我就听谁的，我就帮他打工，甚至我昨天还在执行的政策被今天的政党推翻了，今天的政党说这个事别干了，好的，照办，这就是政治中立。这帮人不是政治中立，而是行政中立，重大的政策都是上面的民选官员负责的。
    香港怎么可能公务员中立呢？香港过去除了港督之外都是公务员，你相信香港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港督搞出来的吗？其实大部分的政策决定都是公务员决定的，既然是这样，怎么可能政治中立呢？香港向来是假装政治中立。这有什么好处呢？举一个例子，我右手边是资本家，左手边是劳工。这帮劳工跑到政府来说要求立法保障工人权益，设立最低工资，资本家就说不行，设立最低工资就增加营商成本，我们就垮了。这种政治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争论，涉及到政治价值的选取。而香港，我是公务员，我没有政治立场，我政治中立，那我怎么裁决呢？我按既定程序来处理。我先搞咨询，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意见收回来，然后看这个意见好像支持商界的意见比较多，那个支持劳工的意见也挺合理，可是我查过了，根据我们政府过去的一些档案、资料、法律文件，这个很难落实啊，可行性不高啊，订立最低工资有法律上的条文要修改，很麻烦，所以抱歉，我现在依据程序理性的原则，告诉各位，这一回你们要求最低工资干不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他是公务员，他在假装他是中立的，所以他是很超然的，他谁都不帮的，他处理所有的问题都是用一条官僚语言来处理，按照既定程序，原有法律条文是怎么做的。用这样的方法，港英政府过去很巧妙地凌驾于各种社会阶级矛盾之上，因为这些矛盾是你们社会自己在矛盾。而这个社会从来不愿意集体来挑战殖民当局，因为殖民政府有一个很优秀的管制手法，叫“精英合作同盟”，在这个社会上找一批各行各业的精英出来，这一批人延聘到政府行政委员会或者立法委员会等，按照功能区分。比如说这里是商界，那边是劳工界，前面是法律界，然后还有教育界等，政府很仁慈，听各阶层的意见。这么一来，大家都不骂殖民政府，而是彼此吵架，比如说法律界就骂教育界的，教育界算老几，为什么他们两个代表，我们就一个，我们也要多一个代表。社会彼此吵架，然后内部也吵架，比如说法律界，我也是有头有脸的，凭什么这个小子代表法律界，不是我呢？就变成各界之间彼此勾心斗角，政府很超然。
    香港不存在“人心回归”问题
    港督选人也是依据这样的原则，而这帮精英绝大多数都是商界，商界的声音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呢？香港在亚洲四小龙中是最迟推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的地方，为什么？当年有港督曾经想过，其他三小龙都九年义务教育了，香港也应该实行，否则人力素质上不去。结果是商界反对，因为政府搞义务教育，政府财政支出要增加，这就要加税，商界是反对加税的。当年商界的想法是，什么都可以市场搞定。
    这整套原则，到今天香港还是没有改变。我们知道，现在的香港是“港人治港”，再没有港督，而是选特首，由八百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这八百人是哪些人呢？延续了过去的特色，精英管制同盟的概念。全世界都有贫富差距的问题，香港也有，内地同样也有。贫富差距在香港同时反映在制度设计上，最有钱有地位的八百人同时也是最有政治权利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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