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平，1927年生，1949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49年起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历任编辑、记者、评论员、文艺部副主任。“文革”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90年离休。著有《冲开的闸门——当代文学题材问题》、《敝帚集——文学论文随笔选》、《速朽集——杂文散文选》、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杂文卷》。

    《苍蝇和老虎：网上时评杂文集》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精选了一百四十多篇文章。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这些文章，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武老文章老更成。他的时评，既打老虎，又拍苍蝇。试看他在2007年所写时评的题目：《陈良宇落马的反思》、《也谈周正毅“二进宫”》、《把他们统统送上道德法庭》、《王蒙谈做官》，一看这些题目，就很想读全文。有些作者为传统媒体撰文多年，一下子转写网络评论，往往放不开手脚，文章还是左顾右盼；但武老则不然，他胸中有话，放言无惮，一吐为快，因而很短时间内适应了网络评论的要求。许多网友甚至打听武先生是否是一位年轻的学者？这里且谈谈他的《隔岸谈鼠》。武老师在文章开场白里有言：“此文隔岸谈鼠，‘网听‘报说；胡思乱想，脱离实际；语必乖谬，或成‘笑谈。”“笑谈”既是湖南一位官员对鼠害各种“传闻”的贬否，却也是一种文章作法。文章从洞庭湖大水泛滥、湖中老鼠（学名东方田鼠）上岸、形成大鼠害谈起，论及鼠害还是机遇、鼠灾有无人祸、堤墙失修是什么原因，等等，最后把矛头指向一批官场里的“硕鼠”。“《诗》云：‘硕鼠硕鼠，毋食我黍。几千年前，老百姓就在骂‘硕鼠了。但后人骂的‘硕鼠非一般老鼠，而另有所指。据《华西都市报》记者报道，湖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堤防护员说，原来沿湖都有大堤和防鼠墙，他所在堤段，地方政府每年都向老百姓征收防护费，不知用到哪里去了，堤墙破损却无钱修补，田鼠上岸便能长驱直人。”此文构思奇特，文笔幽默，兜了一个大圈子，声东击西，意在言外；笑谈鼠害之中，顺笔也抨击了贪官。看来，写时评，除了强调时效性外，有条件的话，也要注重艺术包装，讲点知识，带点趣味。《隔岸谈鼠》是一个好例。

    1981-2000
    喜闻科技讲座第四讲
    据报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科技讲座，已经按计划办到了第四讲，由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和环境化学家刘静宜讲授环境保护的知识。看来这个讲座还要继续办下去。
    党的领导人一向是坐在主席台上，向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人们做大报告的，现在却换了一个位置，自己坐在台下以科学家为师，并且认真听讲。讲课结束后，胡耀邦同志还对两位科学家表示感谢：“谢谢老师们！”谦虚恭敬，可贵可喜。
    “不耻相师”，原来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一千多年前，韩愈就讲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所谓巫医、乐师、百工，用今天的话来说（把“巫”字去掉），也就相当于医生、音乐家、科学技术专家了。对于这些人，韩愈虽然也表示了一点鄙夷的神气，说什么“君子不齿”，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局限；但是对于这些人的“不耻相师”，却热情肯定，并且发了一通议论，认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正是韩愈高出于当时一般“士大夫”、“君子”的地方。
    当年韩愈所追求的“道”与我们不大相同，但是我们时代需要拜一切“术业有专攻”的人为师，却比韩愈时代迫切千万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伟大而又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修养，不但需要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也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党的领导人虽然具有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在这方面比较“内行”；但是，他们不能无所不晓，特别是对于现代科学知识，就知之较少，在这方面比较“外行”。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向一切“术业有专攻”的人学习．这不仅表现了谦虚精神，首先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有经过学习，才可能由不知转化为知，由知之甚少转化为知之较多，由外行转化为内行。
    远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就讲过：“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可惜，后来大概因为成绩越来越大，阶级斗争越抓越灵，许多人都忘掉了这一条，而“耻学于师”，特别是耻于以“巫医、乐师、百工”等“臭老九”为师；相反地，却以外行为荣，以“大老粗”为荣，以不学习为荣，形成了一种极坏的风气，流毒深远。
    韩愈说：“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可是，有些人对此却满不在乎，不解就不解，照样工作，照样做官，照样指挥一切！他们妄自尊大，不懂装懂，发号施令，刚愎自用，结果误党误国，害人害己；不经科学论证，盲目引进技术设备，上当受骗，损失了亿万美元，轻描淡写为“付学费”；只凭长官意志，盲目指挥生产，送掉了几十条人命，还文过饰非。这些人号称什么领导，在学习问题上，其见解竞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之下，可忧，可叹！ 现在党中央做了榜样。“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为了不再发生人命大事故，不再浪费数以亿计的美元，……总之，为了尽可能少付一点“学费”，让国家建设得快一些，让人民生活得好一些，那种以外行为荣、以老粗为荣的恶劣风气，应该彻底改变了。如果我们全国各地的省、市、地、县，乃至各工厂、农村、学校……的党委，在可能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需要，请你们那里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开办一个什么讲座，不是装门面，凑热闹，而是“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四化”幸甚！
    短命的“学术禁区”
    大概是上个月吧，看到一则新书预告，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即将出版；去年以来，重新评价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又陆续出现。这些，都使人们有一种宽松之感。
    人道主义、胡风文艺思想，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都曾经被不“宣”而“布”为理论“禁区”。有的网开一面，只准口头讨论，不得见诸文字。但是，既然只准动口不准动手，写字的手被捆绑起来，便有一种不宽不松之感，气氛难免紧张；动口的大致也是慷慨陈词一边倒，尽管持不同意见者大有人在，也宁可放弃开口权，少说为佳。于是，舆论一律，猗欤盛哉！
    学术研究贵在追求真理。认识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真理的光辉就是在矛盾的撞击中迸发出来的，包起来不讨论又岂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极浅显的ABC当然不会不知道。然而，长期以来，实际做法却是另一种情景。也许是出于防止“异端”、“维护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一片好心，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正是要在与“异端”的斗争中得到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正是要在与“异端”的斗争中得到发展，封闭起来在温室里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只会僵化。害怕“异端”，依赖人为措施“保护”的纯洁性倒可能不是真理。因此，这种“好心”的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人道主义、胡风文艺思想并不是洪水猛兽，主要是学术理论上的问题，讨论中即使有点“异端”出来，也不至于坏了大事。何况，我们学术理论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是有辨别能力的。相反，禁止讨论，给人们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其消极影响所及，就不仅是一个两个具题的学术问题，而是整个思想界能否活跃。
    这两个问题开“禁”了，是一件好事。经过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实事求是的传统逐步得到恢复，随着改革步伐的前进，这种不“宣”而“布”的禁区终于打破了。推而广之，可以说任何学术禁区终究是要冲破的，注定都是短命的。这不是瞎子算命，而是因为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不可抗，新时期改革的潮流不可抗，鉴往追来，但愿今后这种短命的“禁区”不再出现。
    上海人的“火气”
    新市长上任，和新闻记者笑谈上海人，他转述了港澳同胞的一句评语：好像上海人肚子里都有一把火，气儿太大了。 这真是一语破的。当然，上海人并非人人如此，但是，从整体看，“火气”大确实是近年来上海人的心理性格特征，连我们这些“久而不闻其香”的老上海都不能忍受了，更何况初人“芝兰之室”的嘉宾。
    遗憾的是记者招待会时间局促，上海人的“火气”为什么会大起来，又如何灭“火”消“气”，新市长未及详尽论述，笔者愿就此作一些“探索”。
    有一种新理论，把人的基本性格特征归之于血型，对这种理论的科学性，笔者一直持怀疑态度。据说AB型的性格比较褊狭，容易冒火，那么，莫非许多上海人的血都变成了AB型？
    还有一种“遗传”说。遗传因子对性格的形成自然有一定影响，不过，上海人眼下的火气大概并不全来自他们的娘老子吧？
    人们心理性格形成、发展和变化，最主要的条件大概还在于社会实践。上海人“火气”大，如果从社会条件寻找原因，无非是这么几条：
       首先是物价，连续三年一再猛涨，涨得人们经济上承受不了，影响到心理上也承受不了。据有关统计，1987年上海市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户数，已经上升到占原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这就是说，三户人家几乎有一户收入下降，六百万市区人口中就有近二百万人生活“滑坡”，每到月底结算收支，发现“义亏了！”怎能不光火？！
       再一条是来自以权谋私、机会不均等。大学毕业统一分配下，有些成绩不佳的学生面前却送来了一列长长的锦绣名单，国内国外任君挑选；而有些优秀学生为了专业对口，施展抱负，却不得不多方奔走+到处求人。只因为前者有一个当大官的好爸爸或好丈人，后者只是一介平民。这问房子本来已经确定分给你，公布的时候却分给了他，原来他的一个当什么长的至亲好友出面讲了一句话。凡此种种，引人发火，岂不自然？
    至于日常生活上的琐碎事，引人发火的也不少。公共汽车上吵架，除了乘客之间相互发泄“火气”之外，大都和售票员有关。售票员的“火气”往往是测量一个城市“火气”的气压表，可是，售票员为什么“火气”大呢？刘心武写过一篇《公共汽车咏叹调》，读了这篇报告就会理解：售票员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困难、苦恼和不平，肚子里也有一把火，不过这把火烧到无辜的乘客头上，则是发错对象了。
    “火气”是客观社会条件的产物，而“火气”是否爆发出来及其程度的大小，又和个人主观修养有关。知识分子肚子里也有一把火，“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手术刀不如剃头刀”，这种“知识贬值”的反常的、荒谬的分配结构，当然不能不影响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他们的“火气”也不会小。只不过知识分子的“涵养”功夫好一些，“超我”的力量大一些，因而比较能够克制自己罢了。而有些文明道德修养较差的公民，他们的“火气”就像一个装满了汽油的燃烧瓶，一点就着，越烧越旺，初来乍到的港澳同胞难免望而摇头。
    可见，当前上海人的“火气”，并不是先天的、娘胎里带来的，而是被各种非正常的社会条件扭曲了的性格心理，也可以说是一种变态心理，有其复杂的社会的、历史的，物质的以及精神文化的多方面的原因；因此，要灭“火”消“气”，需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从客观到主观、从物质到精神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去掉引火的因素，逐步做到以礼待人，和谐相处。
    还得补充一句。如果以为只有上海人“火气”大，这也是溢美过誉。笔者近年来也跑过一些省市，发现“火气”大已经是时代“新潮流”。就公共车辆售票员的“火气”来说，平心而论，上海还是落后于国内某些大城市的，如果来一次“火气”大奖赛，上海的售票员未必能得到冠军。
    “谈驸马”热
    直到前天（十一月五日）《文汇报》上发表《审“驸马”》为止，关于“驸马”的杂文，笔者少说已经看到五篇了，没有看到的当然还不少，苏联的前“驸马”受审，成了当前中国社会一个热门的话题。
    杂文家们为何对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有这么大的兴趣？中国人对丘尔巴诺夫个人并无民族恩怨，在目前的气候下，也无意就此出人家的“洋相”。人家不是把这种丑闻当做宝货闭锁起来，加上“绝密”的封条，发至××级；而是公之于世，当众揭丑。大概他们事先早就把东方、西方、各种各样、好意恶意的议论置之度外了。那么，中国杂文家的这种“热心”和“激情”又从何而来呢？
    读来读去，忽然发现这些文章总有点“指着和尚骂秃子”的味道。杂文家们没有把丘尔巴诺夫看做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共名；没有看做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所谓“丘尔巴诺夫现象”，这种现象好像还带有国际性。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毒瘤，是与马列主义相去十万八千里的怪胎。社会主义特点之一是权力集中，这个大权如果使用得当，会做出前无古人的大好事，可是如果被滥用，就会出现怪胎毒瘤。这种毒瘤在甲地可能是驸马，在乙地可能是衙内王孙，在丙地可能是公主小姐。有的人即使主观上要求为政廉洁，但是子孙不肖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更何况如果自己也不干净或者不明智，还到处张罗为之遮掩说情？人们看到一个外国的丘尔巴诺夫，就想到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耳闻目见的丘尔巴诺夫们；看到丘尔巴诺夫已经被押上审判台，而他的异国同类还在逍遥法外，能不义愤填膺、满腔怒火？然而杂文家又有什么能耐呢？正如鲁迅所说：“我只有杂感而已！”于是，抓住外国的丘尔巴诺夫这个死老虎狠狠地写，你写，我也写；一篇写了，再写一篇。没有任何主编布置，没有任何记者组稿，却自然而然地“热”了起来。
    据说，文学的社会功能中有一种叫做“宣泄作用”，宣泄者，出出气，发发牢骚也。但是，杂文家仅仅是发牢骚而已吗？也不见得，大概还有一点醒世作用。首先是提醒我们的公民要强化主人意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人，不管他有多大权力的公仆做靠山——即使身为“驸马”，只要他违背国家利益，侵吞社会财富，为非作歹，主人就有权要求把他押上审判台；主人的民主权利发挥得越充分，这些毒瘤和怪胎也越难存身。其次，这些杂文也是对那些已经走上或将要走上丘尔巴诺夫道路的驸马王孙们的警钟和忠告：丘尔巴诺夫之路并非幸福愉快之路，即使能在大树之下，一时享尽富贵荣华，纸醉金迷，但是你搜括的民脂民膏，这笔账总是挂在那里的；一旦泰山崩，江河倾，仍将难逃丘尔巴诺夫的下场。
    当然，这些仅是笔者读了这些杂感以后的杂感。据某些杂文专家说，杂文要求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给读者留有回味，最为上乘，那么，笔者这样把话说穿，未免大煞风景了吧！
    似曾相识的“未来观”
    听说，有一位女士向回国探亲的华裔美国人诉说工资低、物价高、住房挤、水质坏、行路难等等苦处之后，这位美籍亲戚安慰她说：一切会好起来的，美国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我毫不怀疑这位华裔美国人的真诚和善意，但是，听了这番话，却不禁哑然失笑，感到一种异常的滋味。它的语气何等熟悉，它的逻辑又何等熟悉！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达，这就是：“XY的今天——中国的明天”。
    这种熟悉的逻辑，含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未来观”。中国的未来怎样？人们常常喜欢用一个“先进的”模式作为追求的样板，三十多年前，我们也曾经热情地呼叫过、真诚地相信过这样的公式，不过，那时候的“XY”是指“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那时候．还拼命“一边倒”，从上到下，从经济政治到教育文化都全心全意向“老大哥”学习，争取过上苏联式的“幸福生活”。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也确实学到了一些好东西，但是从总体说，其结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原来，苏联并非天堂，连苏联人民也不满意自己的昨天和今天，我们那样真诚地依样画了多少年葫芦，就难免在许多方面重蹈覆辙了。

序
代自序·网评五年
1981-2000  
喜闻科技讲座第四讲
短命的“学术禁区”
上海人的“火气”
“谈驸马”热
似曾相识的“未来观”
“吃肉”和“骂娘”
普陀山上一好碑
从垃圾想到民主
商品包装的哲理
从火葬到水葬
明星广告得失谈
上海滩新行当：“吃白相饭”
“三流记者”
乐在其中寻旧作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杂文卷》跋
除掉“第三把刀”
2001-2002
《速朽集·自序》
丢掉幻想
可耻的参拜
扶贫必须反贪
布什过欧人人喊NO
难兄难弟“喜”重逢
还不能画句号
“进口”诚信
不要把洗澡水也吃下肚
诚信“有价”
阿Q还活着
2003
2003年CCTV春节晚会印象
美式“新闻自由”大曝光
追求一个“未知数”
好戏一台，几多“三角”
透明度：SARS后的新鲜事
为美国大兵心理义诊
从梦想到现实
“焦青天”怎么了
从泥潭到“沙潭”
诱导孩子撒谎的广告
古巷的忧思
断手医院
假文盲的故事
呼唤一万位高耀洁
别太难为了巴金
他们没有闲着
《东方红》的历史命运
2004
“宝马案”现象
佳节遥祝海外同胞
一本为农民讲真话的好书
“高干子弟”中的败类
从麻原看李洪志下场
大刀阔斧精简“大盖帽”
呼唤新一代的建筑大师
选出好村官赶走恶村霸
总书记问农民
重读杜甫“茅屋”诗
苍蝇和老虎
富而无骄
送给少年朋友一本书
婊子的牌坊
雪中送炭庆“六一”
愿公安局长都像任长霞
任长霞的哭
会不会还有第三例
从此天下父母心
媒体反腐斗争的新经验
有了“高贪榜”，还需“升官图”
让奥林匹克精神战胜丑恶
建议中学增设两门选修课
第一千个亡魂在呼唤
奥运后的奇谈怪论
八股文风和市长心态
凝聚力：政党的生命
2005
从农民模特队想到文化脱贫
春节情结：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把她们放回家
戴厚英九年祭
追求崇高理想的“洪流”
贺古力胜李昌镐
冯骥才卖画
中山先生莞尔而笑
校庆百年忆复旦
港台海外中文报纸何时改横排
儿歌园地迎喜雨
请出无神论遏阻迷信思潮
试论党员老板
美国又在指手画脚了
“日本投降是临时休战”
儒家伦理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饕餮席上的荣辱观
开学第一课
不要忘了中西功同志
抗战歌曲大普及
新奥尔良随想
天上有颗星
日本右翼的“酸葡萄”情结
2006
送别东史郎
大熊猫和陈水扁
春节也要“创新”
“不可忘”和“不可不忘”
“风水先生”时来运转
农村小康后的忧虑
从娃娃抓起培育爱心
中国有没有“黄禹锡”
“上山下乡”新天地
剪割不断的“俄罗斯情结”
“洋名牌”迷信的破除
“农家乐”的时代魅力
超市的危机
校庆三戒
总书记“六一”“送炭”
美国主流媒体的新声
被遗忘的救火英雄
他乡烽火见英雄
拔出萝卜拉出泥
拔出一个更大的“萝卜”
“二十四孝”的是与非
儿时的歌
农民文化发展的新趋向
不要忘掉家门口的“两面人”
2006年终结算矿难账
围棋方法初论
2007
陈良宇落马的反思
也谈周正毅“二进宫”
“上网”并非年轻人的“专利”
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
把他们统统送上道德法庭
一亿多文盲的思考
郴州原市委曾是谁家的天下
民告官的一个成功案例
王蒙谈做官
低调
太湖的警告
人心的回归
惩治不法“脏官”
隔岸谈鼠
两把伞引发的心灵激荡
一锤定音：陈良宇
三条“底线”
关爱每一个智障人
好学生
从“快”到“好”的辩证法
现代“二诸葛”学士和“浩洋堂堪舆学”
让座正在悄悄变化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