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夏于澳洲悉尼初版序写作生涯五十年，我大约也可算得是个“资深写作人”了。我写小说，也写散文。小说是“独沽一味”，全属“武侠”；散文呢?则真是“散”得“厉害”了，山水人物，文史诗词，对联、掌故，象棋、围棋，几乎什么都有。这并非我的知识广博，只是说明我的兴趣之“杂”。我曾说过：“我是比较喜欢写随笔一类文字的，不拘内容，不论格式，说得好听是谈古论今，其实则是东拉西扯”（一九八○年三月，我在《星洲日报》写的“笔?剑?书”专栏开场白）。我这个人不惯受拘束，“有兴趣有材料就写，没有就不写”。这也比较适合于我的性格。 武侠小说我写了三十五部，除了一部《武林三绝》因为还需要修改外，其他三十四部都出版了。我的写作，以数量而言，武侠小说最多，联话其次(仅在《大公报》就写了三年零四个月每天见报的专栏），联话虽然可以列入散文范围，但毕竟较“专”，因此我同意出版社的意见“单独成书”，如今出版的联话，亦可以说是“全集”了。出版界的朋友对我说，武侠小说和联话你都已出了“全集”，现在应该是你考虑出个散文全集的时候了。我懂得他们的意思，我现在已经步入晚年，是应该趁着精力还许可的时候，加紧工作了。 但考虑的结果，我决定还是出“选集”。因为我的散文数量颇多，而且散见于港、台、海外各地报刊，要出“全集”，“工程”浩大，倘若“天假以年”，慢慢做吧。当务之急，是先出一个较有特色的选集。 我以前曾出过二又三分之一个散文集，因为最早结集的那部《三剑楼随笔》是和金庸以及百剑堂主合写的。这些选集，其目录编排是按时间先后为序，而时间则止于八十年代初（大约是一九八二、八三年）。 现在这个选集则是分门别类的了，共分六辑：甲辑“武侠因缘”，乙辑“师友忆往”，丙辑“诗话书话”，丁辑“读史小识”，戊辑“旅游记趣”，己辑“棋人棋事”。故以“笔花六照”作为书名。《山海经》和《大唐西域记》等书都记载有能够“光华四照”的奇花，花能“四照”，亦能“六照”（“六”在数字中更具整体意念），这个书名不过是借古籍的“无稽之言”来做“新的杜撰”而已。其实我本是“笔不花”（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名），当然更不敢与“奇花”相比。00序00 《笔花六照》所选的文字，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是《凌未风?易兰珠?牛虻》，写于一九五六年十月，最后一篇则是一九九八年十月写的《围棋世界两新星》。数量上以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这段时期写的最多，退休（一九八六年）之后所写的也不少，约占三分之一以上。退休之后所写的文字倒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和“分量较重”的（当然这只是自己和自己比较而言），例如《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以及《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两篇。还有《华罗庚传奇》这一篇虽然写于一九八○年，却也是第一次收入选集的。 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选集”而言，“棋人棋事”这一辑是“全新”的。围棋、象棋都是我的爱好，我曾经编过《大公报》的象棋专栏（杨官璘的《棋国争雄录》就是在这个专栏发表的），写过围棋、象棋评论；也曾经以《新晚报》象棋记者的名义，采访重大赛事，包括全国棋赛和亚洲棋赛。不过我所写的棋话棋评，散见报章，整理不易，现在才能选辑成书，亦算了却一桩心愿。为了追上目前的“棋势”，我补写了一篇《围棋世界两新星》和两首象棋方面的《棋赛纪事词》。诗词方面，我本来准备另出一部“专集”的，但因这两首词不仅与“棋事”有关，并且可补本辑文字之不足（在时间方面，它是说到一九九三年的第三届世界象棋锦标赛的），所以选出来“先行”发表。一九九八年十月于悉尼烟云吹散尚留痕增订版序致《笔花六照》的简体字版读者：去年年杪，由澳洲返香港探亲访友，又参加了两项比较大型的纪念活动，一是天地图书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二是我的老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的寿宴。这个寿宴是香港八大院校主办的，国外及内地有不少著名学者都专程来贺。我适能在港躬逢其盛，忆起年少时在战难中拜饶先生为师，学制诗填词那一段时光，真是百感交集。返澳之后，因年老体衰，老眼昏花，写了大半辈子的文章也不能再写了。虽客居海外，脑海里浮现的却是许许多多的旧人旧事。《笔花六照》中就记载了我的这些忆念，包含了我对往事故人的点滴记忆与深深的缅怀。一九九九年于天地图书出版之后，匆匆又是八年。其间人事代谢，岂能以一言而道尽。应天地图书之请，我曾增加十二篇新的篇幅，包括最新的一些近作，以及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发表的两篇演讲稿。本以为还以繁体字版再梓新版，渠料两年前中秋节，我应邀返广西家乡，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梁宏教授颁授“名誉教授”学位于我，广西师大出版社又欲在内地先出我的《笔花六照》及《名联观止》增订版，并嘱为两书简体字版各写一增订版序文，盛意难却，唯有不计工拙，遵命书此短文，以谢广西师大出版社肖启明社长、何林夏总编辑、刘瑞琳副总编辑诸君，并向广大读者诚恳要求，希望你们不吝赐正，我期待你们宝贵的意见。 烟云吹散尚留痕此文为《笔花六照》繁体版再版后记。《笔花六照》再版，趁这机会，我把近年写的十一篇文字收入集中。增补的比例，约为初版的八分之一。真的是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了。年轻时候，或者我会等待贮足稿件，再出《笔花》二集、三集；如今我已年过八旬，限于自然规律，创作力日益衰退是意料中事，这本有所增补的《笔花》，很可能就是经我过目的最后的一个版本了。“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能不感慨系之？ 老年人喜欢怀旧，我也并不例外。我这一生，和香港《大公报》的关系最深，《胡政之?赞善里?金庸》一篇，就是写《大公报》在香港复刊的轶事的。胡政之是旧《大公报》三巨头其他两巨头是吴鼎昌和张季鸾。之一，一九四八年南来香港，筹划香港《大公报》的复刊。在香港的日子，他住在坚道赞善里八号四楼，和他一起住在那里的有蔡锦荣、金庸等人。当时的职位，蔡锦荣是翻译主任，金庸是翻译。二战后，胡政之曾经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香港《大公报》的复刊，可说是他“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最后的辉煌”。 在《大公报》的故人中，陈凡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也曾经在《大公报》写过一篇武侠小说，篇名《风虎云龙传》，笔名百剑堂主。一九五六年时他以《大公报》副总编辑的身份分管副刊，金庸和我则是副刊编辑。在他倡议之下，我们三人合写一个名为“三剑楼随笔”的专栏。《亦狂亦侠能哭能歌》记下了我和他的一段“诗缘”。我觉得在他的诗、文和小说中，诗最好，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写的一些旧体诗。钱锺书曾为他的诗集题句云：“笔端风虎云龙气，空外霜钟月笛音。”据我所知，陈凡生前自编的《壮岁集》，即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陈凡一九八三年选辑旧作名《壮岁集》，一九九○年得友人何耀光资助，“为之付梓，以公之于同好”，列入何氏“至乐楼丛书”，属于非卖品。二○○四年，其家人交给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发行。，除了钱（锺书）序之外，还有饶（宗颐）序。钱饶二公，乃是当今之世“超级”的文史大师。有关陈凡的诗就无须我来多说了。 相形之下，我的另一位老上司蔡锦荣似乎比较“平凡”，但他的“特别”处，就正是在平凡之中显出不平凡。在《荣辱关怀见性情》这一篇，我写了老蔡的晚年。我觉得他在澳洲以种菜为业终其一生，正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现“老大公人”的情操。 编入“师友忆往”这一辑的，还有《缘结千里肝胆相照》一篇。说的是一位在新加坡有“文坛老园丁”之称、“编文织艺不知倦”的友人谢克。在我的笔墨生涯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作品（包括武侠和文史）都是在港新两地几乎同步发表的。在相关的副刊编辑中，我和谢克交往的时间最长，文学的理念也较为接近。我曾借用纳兰容若赠顾梁汾的词句：“有酒唯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转赠他，这份友情维持至今。他在二○○○年，获新加坡文艺协会推选为“亚细安文学奖”得主。烟云吹散尚留痕。在香港的文艺界朋友，有一位和我相识半个世纪、相知甚深的朋友，他就是被称为香港“乡村派作家”的舒巷城。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一九五二年），他用的笔名是秦西宁，舒巷城则未“出世”。舒巷城是以新诗人的面貌出现的，在六十年代中期，以中英合璧的抒情诗，成为香港诗坛一颗耀目的新星。很少人知道他会写旧体诗，我也是和他相识多年之后，方始知道他不但会写，而且写得很好，数量亦不少。他是用“尤加多”这个笔名，在香港《商报》发表的。熟悉舒巷城的人，怎想得到在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出世”（开始刊出）的那个尤加多就是他。一九九九年四月，舒巷城不幸去世。我写了一篇《无拘界处觅诗魂》，专谈他的旧体诗，“无拘界”是他在《商报》写的那个专栏名。由于在尤加多“出世”之前，我也曾写过一篇题为《铿然一瓣莲花去——谈舒巷城的诗》，收入《笔花》初辑，这一篇《无拘界处觅诗魂》，我就把它编入“诗话书话”这辑，以比较全面的评介，作为对故人的悼念。《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这篇，也是属于怀旧的。二○○一年十一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办一个“讲武论侠会”，请我参加，讲这个题目。武侠小说我早已放下，本来不敢接招。但主其事的邝健行教授说：“不必紧张，你只当作是讲故事好了，讲自己的故事。说不定从你的故事中，也可以提供一点资料，给研究武侠小说的专家学者参考。”有这几句话壮胆，我才敢自比“白头宫女”，来说“开元旧事”。往事并不如烟，要说是说不完的，能说多少就多少吧。这正是：旧梦依稀记不真，烟云吹散尚留痕。是为记。二○○四年六月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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