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土就是“卖国”之争
打开记忆的闸门，难忘那次灰楼前的犯忌争论，这是陈业副局长接待我们采访时说出的第一句话。
陈业副局长是延安时期的“红小鬼”出身，说话直来直去，从不遮掩。
她讲，时间发生在1987年的春节前后，记不准具体的日子啦。源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的土地可以出租、转让。早在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可以出租土地给外商企业。同年12月31日，深圳市政府与香港妙丽集团正式签订了地产项目合同，这是第一个以提供土地为内容的合作合同。对此，社会上已有不少风声和议论……
“摸着石头过河、遇事不要争论、不打棒子。”——这是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为中国改革所规定的纪律。可是偏有两位来北京办事的年轻人不听，居然在国土局传达室的门口辩驳起来，没完没了，据说有两个小时，唇枪舌剑，大有剑拔弩张的火药味，声音之高，惊动了国土局的五楼。最后还是手掌批地大权的陈业局长下来劝解，二人才握手言和，跟随陈业局长到灰楼的机关餐厅共进午餐。
二人争论的焦点是：爱国不能卖土！卖土给昔日的列强，等于割让，割让就是卖国；而反方理由是：百年国土风云，百年荣辱与共，今日的出租转让，绝不同于昔日的战败割让，关键是要观念的改变，思想的更新。
他们双方引经据典，翻查“老祖宗”的经典之作《马克思全集》，横看竖瞧，才查出论述。又在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课本里寻出这样的文字：“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归私人所有，大土地所有者占有绝大部分的土地，资本家要使用土地，不论是经营农业，还是开矿和建筑工厂、商店等，都必须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资本家为了取得土地使用权，必须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地租。”
又论：“农业资本家交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并不是真正的地租。真正的地租，按马克思的规定是确指为使用土地本身而缴纳的货币额，亦称为狭义地租，它必须与广义地租即租金相区别。”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一切都较为封闭，甚至于还有点儿夜郎自大的味道。
祖宗没有的话，国人视为禁区，不敢越雷池半步。就是这些少得可怜的文字，国人也并没有认真地去咀嚼，去理解，而让书本锁进了保险柜。
阴差阳错、本末倒置的是，当国人把马克思的论述束之高阁的时候，精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效法着马克思的“级差地租”学说，大做土地文章，大发土地之财。地价一天高过一天，直上九天，可谓天文数字。
近50年间，有资料显示：
美国每公顷土地平均价，由22.5万美元上涨到145.5万美元，增长6倍多。眼下的土地价格更是高得惊人。
伦敦每平方米高达8000美元。
巴黎为5000美元。
东京为4000美元。
我国香港最高的竞达到10万美元，而台北也高达7万美元。
人们不禁要问：同是地球上的土地，境外寸土寸金，身价百倍，而在中国大陆，如同草芥，贱如粪土。
国人心里明白，这里有诸多的历史，诸多的原因。
坦率地说，中国人没有打好土地这张牌，是理论上的偏差，最终导致思想上的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虽然收归国有，但国家大一统的经济管理模式，给黄土地束上“三无”的“金箍”。
所谓“三无”金箍，即土地由政府的单一行政调拨，无偿、无期、无流动的“三无”土地使用制度，既没有专门土地管理机构，也没有监察人员，致使寸土寸金的黄土地，在长官意志下流失、浪费、锐减，却无人心痛。
这样倒也方便，谁要申请土地，随便一个理由，宽打宽用，长官一句话，或者大笔一挥签个字，十亩、百亩、千亩的国土便被无偿划拨出去。这样既没有金钱交易，也无繁琐的手续，更不会产生腐败。
殊不知，大锅饭大家吃，不吃白不吃。土地无偿使用，挥金如土，一片片失去，有的占而不用，长期撂荒。有的被毁，有的改作他用，有的成了放牧场。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1980年前全国城市建设用地1935万亩，而闲置土地则达289万亩，约为15％。
改革首先是观念的革新，而观念的革新也是举步艰难的。
远的不说，就在“文革”中，“四人帮”不是还吆喝过“买船就是卖国主义”吗？当我们终于向全世界宣布对外开放、骤然推开国门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星球是何等陌生啊。难道忘了，就在那些彩电、冰箱和高级轿车强烈吸引我们的同时，我们不是曾经对牛仔裤、披肩发和迪斯科等，反而很看不惯吗？
一个封闭太久的国家、一个从来认定自己是“中央大国”的民族，要让其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才能领悟到的。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这种选择，归根到底，乃是一种历史的命运。我们今天回首历史，就会发现，那曾经主宰过我们祖先的命运，正逼得我们必须如此选择！
陈业副局长在谈到让思想冲破牢笼时，她很激动，说时容易做时难，当时并非易事。由于百年的耻辱，加上国人的政治敏感，当初全国人大立法机关的个别同志对土地转让外国佬，也有想法有担心，他们也是一趟一趟地跑过去，做宣传、做解释，后来才是皆大欢喜。
忆当初，卖土就是卖国，这并不是一个地方的事，全国都很敏感。当时广东的口号是“用好、用活、用足中央政策”；江苏提出“团结默契、灵活变通”；浙江则以“红灯绕开走，绿灯抢着走，没灯摸黑走”为办事信条；连素为持重的上海也提出要“勇敢开拓新局面”……种种口号，其要义都在于千方百计冲破旧体制的藩篱。所以，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航船一起步就阻力重重，步履维艰。不过，20年后，重新审视这段开船起步、迎风斗浪时，不免觉得国人实在可笑，同时又有不少的感慨！
当坚冰被打破后，土地闯入市场，犹如一匹黑马，令国人瞠目结舌、手足无措。
这时，土地的自然属性、人文属性、用途多样性、合并和分割性、社会经济行政的可变性，以及和金钱搅在一起的交换性，在这里得到酣畅淋漓的发挥。
应该说土地是一篇博大精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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