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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一书的编著，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它是第一部以中国最近30年巨大的社会变革为宏大背景，以历史的真实为基础，比较全面深入地再现当代中国电信业的深刻改革和迅猛发展这一艰巨而伟呔的历史进程的作品。其次，为使《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真正具有“史鉴”的价值，撰著者在收集、查阅史料，采访相关人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于30年来相关的媒体报道、会议文件、理论文集、史料书刊以及档案馆的重要记录等丰富资料，进行了广泛搜集与研究；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采访近千人次，特别是对于一些年事已高的当年事件的亲历者的采访，具有抢救性的意义。因而此书不仅真实厚重，而且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再次，此书不同于以往的史料性、理论性的论著，它是一部以纪实文学手法撰著的作品。它以整个行业的发展大势为骨架，以重要的典型事件和人物为血肉。以文学手法为塑型方式，构架、铺陈、描述、议论，让鲜活的事件和生动的人物将读者带入中国电信发展的宏阔历史长廊。 总之，这《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是对当代中国通信行业改革和发展历程的全面回顾与总结，是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是行业内人员从不同角度、层面了解研究本行业发展的读本，无论是管理者、领导干部还是基层职工，无论是当年改革故事的亲历者还是近年刚刚进入中国电信行业的青年人，乃至业内的教育、研究机构，都可以从中获得收益。同时，《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也为社会学者从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文本。 经过编委会及编撰人员一年多的共同努力，《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终于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前夕付梓。然而，中国电信业30年的发展奋斗，应当入书的事件、人物、资料，太多太多，而《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篇幅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把握主线，依照“事件选重大，人物随事走”的原则来撰述，其间必有弃舍以致忍痛割爱，敬请读者鉴谅、理解。同时，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的阙漏疏误亦在所难免，也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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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以记人记事的方式，生动地再现了中国电信业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全书共分十八章，以重大事件为线索的架构，按事件讲故事，一事一章，如程控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的发展，光缆干线、“村通”工程建设，市话初装费的收取、经济核算制的确立、负债经营思想的形成、海外上市的决策，人才战略、开放战略、产业战略，以及体制改革、企业转制、通信监管、电信转型等，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脉络鲜明，有些史料还是首次“解密”。《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也为社会学者从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研究中国当代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难得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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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第一章令人窒息的瓶颈 如果说中国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改革开放实践，是在探索和建设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带动下全面展开的，那么中国电信业的30年改革和发展也正是在迎接深圳特区建设的挑战中发轫的。 惊涛拍岸 发源于梧桐山，从香港进入米埔附近后海湾的深圳河平缓、沉静，默默流淌，悄然泽润着一衣带水的香港和深圳。三十多年前，与香港隔河相望的深圳还不过是有条丁字街的小镇，作为宝安县的城关镇，因其紧靠边境，一直冷清而静谧。 然而，1978年夏天开始，这里却变得喧闹起来，逃港风潮席卷宝安，数万人涌向深圳河寻机逃港。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满身污浊，衣不蔽体，一车车地被遣送过来。有关部门怕人群在酷热中发生中暑等意外，腾出剧院让他们进去休息，发饼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他们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一批。 据当年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到11月20日，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这一年仅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多人。 2007年下半年，香港凤凰卫视以逃港风潮为题材作了一个专题节目。节目中，一位当今香港的知名编剧、当年的逃港广州知青，给出了这样一个数字对比：他在广州市郊农村做知青时，一天的收入是8分钱，而逃港后在一个铁厂打零工，一天的收入是二十多港元。这个鲜明的对比揭示了逃港潮的动因。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中国以后一切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5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世界的4.7％。但是，后来僵化的经济体制尤其是十年“文革”使中国陷入内耗和封闭，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了。到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已降为2.5％。1960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和日本大体相当，而到1980年，却只有13本的25％。1959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95％，居第12位，而到1980年下降为0.75％，退至第32位。 1978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南下考察。在深圳，对于地方政府作为政治事件汇报的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他沉痛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可以解决的。”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取了广东方面的汇报后，产生了一个果断的想法。他对广东的同志说：“办一个特区，对，就叫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当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下达了批转文件，这就是著名的50号文件。文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然后可在汕头、厦门创办“出15特区”。“特区”，这个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名词，如南国早春的第一声惊雷，横空出世。 孕育着十多亿人富裕、发达和希望的改革开放大潮，开始涌动了！ 1980年5月，深圳市政府从全国各地请来108位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工程师，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 1981年1月20日，深圳市第一栋高层建筑——电子大厦破土动工，总建筑面积14455平方米，总投资664万元，楼高69.9米，20层。 同年4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码头对外籍船舶开放。 1982年9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重大建设工程之一的八卦岭工业区破土动工。 同年11月1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2万人，改编为市属施工企业，到深圳执行基建任务。 1983年9月25日，经国务院和广东省政府批准，深圳蛇15工业区码头正式成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 从深圳招商局的炸山填海开始，到国贸大厦创造出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一座座钢筋水泥浇铸的大小楼体在深圳宛若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一个边关小镇快速崛起为一个现代大都市。 蛇口工业区领导人袁庚在香港代表招商局与香港一集团签署合约，受到港人周末抢时存款的启发，回到蛇口便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从蛇口到整个特区，震动和变革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效率观念，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特区速度”。 没有历史的包袱，没有传统的局囿，让这个年轻的城市敏于思而勤于行。刚刚从宝安县的一座小镇升格为首批特区城市的深圳，因为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渊源的关系，很快就成为全国经济开放的焦点。一方面，各省驻深圳的办事处，原有的、新建的，都成了当地发展外向经济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窗口；另一方面，港澳台和国外的商家也都敏锐地发现了实行改革开放国策的中国大地上涌现出的巨大商机，想投资的，要办厂的，纷至沓来…… 在祖国南海边，38.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深圳特区的发展势如惊涛骇浪，拍天击岸…… 通信困局 然而，当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引来一批批外商的时候，深圳市经济特区委员会突然发现，要建一个与世界现代经济对接的深圳，远比建设一批大楼复杂得多，现代经济必须建立在现代基础设施的平台上，而现代通信就是首当其冲的课题。 当时的深圳，流行着这样一段描述外商考察投资环境的顺口溜：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项目四问住——可见通信服务对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首要问题。 外商热心考察，政府热诚接待，项目趁热打铁，一拍即合，但等到外商想与上司或公司联络的时候，却发现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只能到香港去打长途。一些几百万、几千万的投资项目常常无果而终。 于是，特区市长办公室，一位60多岁的老人急了。他叫梁湘，时任中共深圳市经济特区委员会书记、市长。这段时间，一个接一个的驻深企业反映“电话不通”让他急红了眼。 当初一到深圳赴任，梁湘就马上找到负责基本建设的副市长罗昌仁，要他不要局限于两平方公里，要按照设计蓝图，在特区全面干起来。用他的话说，要做，就干脆把。“饼”做大。三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不断激发着特区管理者的热情，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包括通信在内的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梁湘怎么也没有想到，挑战来得这么快，这么猛！ 军人出身的梁湘性情刚烈。当时，在特区建设中哪个环节只要一出问题，梁湘马上就会叫来相关负责部门的第一负责人，拍桌子瞪眼睛狠骂一通，即使是凌晨一两点钟，梁湘的会议也是照开不误，而且屡屡奏效。 在一次例行市委办公会议上，梁湘向大家布置和讨论市区建设事宜，说着说着，他颇为急躁地问，邮电局长来了没有？深圳市第一任邮电局局长王勇站了起来。梁湘一脸怒气，劈头就骂：“每次跟不上的就是你们邮电局，楼建了，外商来了，电话十天半个月都打不通，你这个邮电局长怎么当的？饭桶！要是打仗，我一枪毙了你！” 王勇不敢抬头看梁湘起伏不停的胸口和愤怒的面庞，就这样在政府各部门头头脑脑的注视下，憋红着脸站在那里。 其实，王勇也是一位资格较老的南下干部，来特区工作前是佛山地区邮电局的领导。那时，佛山地区局规模很大，负责现在的禅城、顺德、南海、三水、高明、中山等市（县）的邮电建设和业务经营工作，几乎囊括整个珠三角，可谓举足轻重。1979年年底，佛山邮电局局长王勇接到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一纸调令，让他赴深圳任邮电局局长，足见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对特区邮电发展的重视。 可是，这位老革命在深圳遇到了一辈子没见过的新问题。 虽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王勇仍然被深圳巨大而迫切的通信需求和深圳邮电局面临的压力震惊。 邮电局门前每天都排着三条长队——寄包裹、拍电报、打电话的。一排就是上百米，一等就是几个钟头，局里不得不抽调人手出来帮助维持秩序，最严重时从建设路营业厅一直排到东门路口约千米长龙。为了尽一切可能提供通话服务，邮电局每天晚上从机房拉出10对线接上电话机放在营业厅门口开设临时“大排档”服务，连办公室的电话也接出来充做公用电话，每晚都要忙碌到子夜时分才能收摊。 以宝安县邮电局起家的深圳邮电局，一直到1981年上半年，市内电话还只有500门，用的都是“摇把子”话机，打电话要先摇转电话上的手柄，叫通总机，告知对方的电话号码，由总机接续、叫通对方后才能通话。全市只有一条13公里长的管道电缆，从当年宝安县邮电局址拉到迎宾馆，别的区域要装电话都没有线路。甚至连政府部门都装不上电话，政府官员家中也没有电话。通知开会都是秘书们骑着自行车，一户一户临时通知。 在特区中的“特区”——蛇口，通信落后问题更为突出。 1979年7月8日，南海之滨的虎崖山下，炸响了“开山第一炮”，腾起了浓浓的硝烟，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它陆续吸引了几百上千家外资企业入驻，红眼睛、蓝眼睛的老外们活跃在蛇口街头巷尾，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银行、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蛇口模式与深圳速度，一起推动着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前行。商业环境的逐渐形成对通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但全市500门的电话容量犹如沧海一粟，实在无力应对。外商蜂拥而人，参观考察寻找商机；政府殷勤接待，介绍特区前景及优惠政策。但当外商心驰神往欲给上司汇报时，却发现电话打不通，只能赶回香港或广州打长途。就因为电话不通，眼看就要谈成的项目变成了“回去研究研究”，甚至有的港商来谈生意不敢在深圳过夜，怕电话不通掌握不到股市行情。就这样，一些几百万、几千万的投资项目流失了。 新华社还就此事写过内参，“蛇口通信”的落后状况惊动了中央。1980年9月12日，时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时任副总理谷牧的委派，到蛇口解决通信问题。会上决定，在深圳的通信设备解决之前，蛇口工业区先安装一台进口的专用交换机，可直拨香港，由招商局自己管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满足蜂拥而来的通信需求。 内需的解决滞后，已经令人难以容忍，而大批急需的外资引进项目因电话不通而被搁置，更使官员们忍无可忍。 “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样决绝的用语，今天读来依然有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对于中国社会现状有着最清醒和现实了解的邓小平，预见了这场改革的艰难。那时特区的事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些特区创业的领导者们，不但要与贫困、落后搏战，更要与“卖国”、“姓资姓社”的种种指责和非议抗争，他们太需要用特区经济的发展与富裕来证实改革开放和自己的抉择的正确。所以，这时候当通信成为特区发展的巨大障碍时，他们怎能不心急如焚、怒火中烧！ 如果挨几顿骂、甚至跑断腿可以让特区通信状况好起来，王勇也许会留下来，留在这块他曾经苦苦奋斗的土地上。然而，搞了几十年通信，王勇明白，凭着仅有的500门电话、20条长途电路和少得可怜的投资，要适应特区的需求几乎不可能。 当初赴任时，王勇就住在宝安县邮电局一栋两层仓库的一个小房间里，既用来办公也用来住宿，深圳邮电局正在搞基本建设，房子旁边堆了一堆木头，来了人谈工作，就坐在木头上聊。为了尽快将特区通信建设搞上去，王勇只身一人领着大家天天往外跑，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倒头便睡，干了几十年革命的他坚信只要拼命干，总能有起色。 可是，面对汹涌而来的通信需求，王勇带着大家累了个半死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来自企业、来自政府的抱怨愈来愈激烈。其实，又有谁能清楚，特区的通信需求，并不是一个市邮电局就能解决的。 面对通信的严重落后，邮电部门是怎样的一种困窘与艰难啊130年后的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的情势，也很难体味到亲历者的感受了。 这位轻伤不下火线的老革命军人最后选择了离开，1981年8月，王勇向省局请辞，他希望屈位让贤，派更有能力的干部来推动特区通信的进步，两位副局长也打了退堂鼓。深圳通信——这个佛山邮电局局长王勇都玩不转的领域更令广东省邮电系统的其他干部望而生畏。 怎么办？特区通信形势让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一筹莫展。 刘禹堂——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微波站副站长，省邮电技术骨干，就是在此时进入了省局党组的视野。刘禹堂是广东邮电系统的业务“大拿”，而且他办事果断、敢作敢为。他曾在省会局广州担任业务技术科科长、长话局局长，还曾和梁湘有过工作上的配合：梁湘在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时，主抓过保证卫星上天的701通信保障工程，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刘禹堂作为广州市电话局的业务技术科长，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有这个渊源，省局心里更有底了——派刘禹堂去，准没错。 1981年8月，省局党组任命刘禹堂为深圳市邮电局副局长，希望多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深圳的通信问题。 而后，刘禹堂见证了深圳通信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窘迫不堪到今日辉煌发展的历程，可称作特区邮电的“活字典”。但是，在30年后的今天，当这位老人回首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区通信时用了四个字：不堪回首。 辗转东莞，经历6个多小时的颠簸，刘禹堂从广州赶到深圳赴任，他看到的是令人咋舌的城市商业化扩张速度。短暂的调研后，刘禹堂很快进入了工作角色，他决定要在现有资源的前提下，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装一部电话就要保证它的畅通和高使用率。同时，尽快从技术手段上解决电话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1981年8月13日，深圳蛇口工业区开通了美国哈里斯D-1202型用户交换机，初装容量600门，后扩容到800门，以小交换机方式接入市话网。1982年，市邮电局又增容1000门HJ-921型纵横制自动交换机，市话交换机总容量达2000门，初步建成了单局制市话通信网。通过技术的更新，深圳邮电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最为迫切的通信急需。但要赶上深圳速度，这还远远不够。 烈日下，刘禹堂带领技术人员穿梭在市区大大小小的工地上，勘察走线；晚上，他们还要在两层的小楼里通宵达旦连轴转，根据白天的勘察情况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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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令人窒息的瓶颈 请关注—— 惊涛拍岸 通信困局 回天无力 深度远虑 第二章国策堂堂开大道 请关注—— 重新认识“我是谁” 八副总理诊国脉 跳出计划谋政策 十七部委伸援手 初装费的前世真身 “翻三番”确保“翻两番” “两个六条”高屋建瓴 第三章三步并成一步走 请关注—— 倾力寻找“突破口” 福建引进开先河 一步跨越五十年 “一条街”扭转被动局面 携手迈向电话王国 第四章系统改箪激活力 请关注—— 以点带面寻突破 化繁就简定系数 系统思维探出路 条块结合天地宽 春风早度玉门关 第五章八纵八横贯神州 请关注—— 干线，干线，十万火急 上光缆还是上铜缆 一箭三雕“汉荆沙” 八纵八横起宏图 千军会战南沿海 顽强拼搏攻两翼 军民共建贯东西 第六章借钱买鸡下蛋还 请关注—— 没有鸡哪来蛋 借钱买鸡可下蛋 一生三，三生万 依市大循环，财政减负担 宝贵的支持 第七章大哥大走向大众化 请关注—— 新部长点击新课题 南粤发现新大陆 点兵布阵大发展 破解“二代”难题 规模拓展移动市场 卖菜郎用上大哥大 第八章世纪英才任纵横 请关注—— 安得猛士拓四方 伯乐相马出奇招 海外实地大练兵 市场竞技选黑马 星光灿烂向来来 第九章红筹巨舰闯香江 请关注—— 香港回归引出“上市”良机 天波试水探索出海路径 “神秘”的谈判 “靓女”先出嫁 逆市而上显自信 香港股市的定海神针 第十章信息时代筑路人 请关注—— 建网络，成就梦想变现实 互联网，春江水暖鸭先知 抓应用，不畏浮云遮望眼 造梦网，引领网络出低谷 第十一章放眼世界竟风流 请关注—— 海外融资开先河 “人世”的道路多艰难 “弯道”机遇很宝贵 千帆竞发闯世界 第十二章消化吸收扬国威 请关注—— 沉重的抉择艰难的引进 艰辛的成长 坚定的支持 “巨大中华”群体突破 更高层次的95％ 进入世界标准竞争行列 第十三章形成竞争大格局 请关注—— 改革，在发展中渐进 大刀阔斧定乾坤 波澜不惊的秘密 扶持联通的大动作 发展，在改革中继续 第十四章脱胎换骨转机制 请关注—— 走向市场的阵痛与勇气 中国移动：后起之秀争一流 中国电信：“百年老店”新跨越 中国联通：各路兵马大整合 第十五章开创监管新时代 请关注—— 精研细解立法规 垂直管理建体系 治理阻断下猛药 转变职能新作为 市场机制管市场 应急体系保“命脉” 第十六章万水千山尽开颜 难以割舍的牵挂 创新的抉择 关山飞渡多艰险 欢腾的山村 第十七章凤凰涅檠再展翅 请关注—— 电信发展又到十字路口 转型，主动的战略抉择 破茧通脉求新生 号码“搜”出新天地 掌上“音乐梦工厂” 第十八章不是尾声是开篇 请关注—— 2008，时代的叩问 会前会后看远景：“万物联网”引领无所不在的信息需求 会内会外论使命：“双节同庆”赋予电信更重发展职责 会上会下问趋势：“五化并举”呼唤强大信息基础设施 结语我国电信业发展的几点启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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