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礼宾官的日子
1965年7月我毕业于外交学院，调入外交部礼宾司。外交部礼宾司成为我外交生涯的第一站，一生三进三出，在那里任职约20年之久。两次在驻外使领馆任职也是当礼宾官，最后一任才做总领事。我与礼宾结缘。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是难忘的，对我来说，难忘的总是礼宾官的风雨情。
国家的窗口
记得到礼宾司报到那一天，我的穿着显得土气十足。接待我的张处长很关心我的“形象工程”，他让我向部行政司仓库管理处借冬、夏中山装各一套。这样，一夜之间，我就从一名清贫的学生变为衣冠楚楚的礼宾官了。当时规定，中山服为我国民族服装，是对外正式礼服。虽然我穿的是崭新的礼服，但当时我不太在乎日常礼貌礼节，因而不时出点洋相。
到礼宾司不久，我和同事去北京饭店出席一个大型招待会。招待会结束后，我随着人流涌出来，在车海中找不到我们的车子。当时我住在东交民巷的集体宿舍里，离饭店不远。我自作聪明，一个人步行回去了。次日上班后，领导批评我：怎能不告而别。礼宾人员，不仅要善于找到自己的车位，还要帮其他同志找车子。这件小事，对我的思想震撼很大——礼宾人员不仅要管好自己，更重要的在于为他人服务。
什么是礼宾？当礼宾官日子长了，我对这种特殊的服务行业越来越感到神秘，越来越感到它是何等重要，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离不开它。
礼宾在外交上是以礼待宾之意。国家间通用的礼宾是在长期国际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很多基本做法已成为惯例并形成条文，为各国礼宾部门所遵循和采用。各国的礼宾业务虽然有差异，但大体都指官方交往的礼仪、礼节、礼遇、优遇等，又指礼宾活动及其具体安排等。
礼宾司为外交部专司礼宾业务的部门。各国外交部均设有礼宾司，但有的称呼不同，如美国称国务院礼宾司、日本称外务省仪典官室、韩国称仪典室、泰国称礼宾厅、朝鲜称仪礼局。有一些国家还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设立仪典部门或礼宾官。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素称“礼仪之邦”。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掌管以外交礼仪为主的机关称为“鸿胪寺”。当然“鸿胪寺”不能和现代的外交部礼宾司同日而语。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礼宾工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优良的礼仪传统，并适当汲取了国际上一些好的做法和惯例，不断改革，形成了风格独特的中国礼宾。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成立后，礼宾业务专由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管理。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的典礼局和外交部办公厅的交际处撤销，改设外交部礼宾司，成为外交部专司礼宾工作的职能部门。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回礼宾司工作时，礼宾工作的职能强调主管国家对外礼仪事项，负责研究和处理各国驻华使馆、欧洲共同体驻华代表团、联合国系统组织代表机构在华的礼仪、优遇问题；指导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地方外办有关涉外工作的礼宾事宜等。当然，接待国宾和重要外宾访华、安排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也是礼宾司的重要职能之一。当时我在礼宾司，虽然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已深感任务繁重，工作难度大、时限性强、质量要求高。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频繁，我国领导人出访和出席国际会议、地区经济合作会议也相应增多，进一步完善关于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优遇的规章制度的工作越来越多……当今的礼宾任务还在扩大，我国家领导人出席已机制化的国际会议很多，例如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会议、政府首脑会议、亚欧首脑会议、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等。“新文化外交”增强中国魅力，中国领导人出席双边文化年开幕式也多起来。现代礼宾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礼宾工作既要坚持以我为主，又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不断地系统化和规范化。
礼宾工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外交工作就是一部正常运转的机器，而礼宾工作是这部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各个机器正常运转，才能取得外交硕果。人们常说，礼宾是外交关系的寒暑表。确实，礼宾工作体现外交关系的冷热。礼宾工作的确是一种服务行业，它是为总体外交服务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的。
礼宾司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它，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一目了然。礼宾官先行，给人第一印象。在外交往来中第一印象十分重要。
这项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时效性。而礼宾官必须政治上思维敏捷，有高度的责任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忘我的工作精神，善于协调众多的关系，具有应变能力等素养。我从事礼宾工作多年，很热爱这个岗位，虽然工作紧张，又苦又累，常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礼宾的历程
初到礼宾司我有机会很荣幸地聆听周恩来总理的教诲，牢记周总理对外事干部“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的要求，努力工作，尽快熟悉礼宾业务，平日注意积累资料，总结工作经验，想方设法办好每天的案子。
1969年3月我被派到我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工作，除任总领事英文译员外，还担负总领事馆的礼宾工作。总领馆的礼宾官与北京的礼宾官职责不同，迎送任务繁重。那时我国已与40多个国家建交，我国领导人出访、外交信使出国大多路经卡拉奇，总领馆每月平均要接送20多班信使。总领馆有专门接送信使的领事，我作为礼宾官，也得起早摸黑，奔波于机场与总领馆之间接送客人。我既是礼宾官，也是签证官。每天领事业务由我办理。
1971年3月印巴战争期间，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与巴基斯坦海军总部相邻，处于印度战机轰炸目标附近，弹片有时落到总领馆里来。晚上印度战斗机频繁飞来，我们得不停地跑地下室。后来按照外交部指示，我们在总领馆的草地下挖了防空洞。在硝烟弥漫、轰炸声不绝的日子里，我与司机李师傅往来卡拉奇港口办公务。那半个月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在卡拉奇度过6年时光之后，我于1975年底调回礼宾司。随后我被提升为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
1983年9月我到中国驻日本使馆任一等秘书和礼宾官。在那里我面对新的挑战，天天忙忙碌碌。任务重、头绪多、情况复杂并多变，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受到一种激情，浑身是劲。外交官的责任心让我不露声色夜以继日地工作。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1985年4月彭真委员长访问日本，我在繁忙的礼宾事务中，常常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准确、细致、主动、及时”八个字来勉励自己，凭着信心、责任心，任劳任怨、忘我工作，并及时向大使、主管参赞提建议、出主意，完成了大量的使馆礼宾工作。
1987年底我又回到礼宾司，任处长。1989年12月任礼宾司参赞，并为该司领导成员之一。1992年3月我率先遣组赴日为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打前站，并随江总书记访日，很好地完成了任务。1991年至1994年期间，我先后多次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访问蒙古、印度尼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打前站。任务急、困难多、情况复杂多变，但我坚信外事无小事，注意及时请示汇报，热情认真细致地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
多年来，我当礼宾官夜以继日地办理那些礼宾小事，但心里想着外交大事。我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或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打前站，收获甚丰；在国外开了眼界，了解和学习别国的礼宾，感慨万千。
榜样的力量
礼宾司有很多老同志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那种勤奋、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十分重视向外交战线的老同志学习请教。初到礼宾司，我拜一位李姓老同志为师，每天请教他的礼宾业务案例，细心观察他的举止风度，受益匪浅。
礼宾司很多同志十分尊敬韩叙，当时他是司领导之一。他的人生境界、形象、领导作风和平易近人、谦逊好学的精神，使其成为礼宾司很多人心中的偶像。我很崇拜他，有几件小事，我看在眼里，藏在心里，终生难忘。
他是一个热爱礼宾的领导干部，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工作至晚10点钟以后才下班，必须把当天来往的文电全部阅读、案件处理完毕后才回家。清早上班总提前10分钟到达办公室，搞卫生、打开水。我记得他多次对我们刚入部的年轻人说，下班时，文电要及时送给机要秘书，归人保险柜。他的办公桌上总是井井有条，不乱放东西。在他的要求下，我们的办公桌也片纸不留，干干净净，下班时把办公桌的抽屉锁好。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外事活动，周恩来总理突然问道：“诺曼底登陆是哪月哪日啊”在座的人都答不出准确日子。当时韩叙在场，他也不知道，便立即打电话问，随后回答说：“是1944年6月6 13。”周恩来总理马上表扬了他，说：“韩叙就这点好，他能勤问。不知道的就要问。”
办案时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弄清情况，只有情况明，办案才能正确；办案时不能使用“可能”和“大概”的字眼，要准确、细致。礼宾要讲究平衡、对等、惯例。这是原则，但不是教条，必须灵活运用。礼宾工作既是繁琐的事务，又处处含政治因素，处处体现我们的外交政策，礼宾人员办事要留出机动时间。组织大型招待会或礼仪活动，礼宾人员必须早到晚退。晚到早退者不得找借口。
他教导我们这些人司不久的年轻人，办事要像抓中药一样，抓一味药，就应在药方上做个记号，全抓齐以后，再逐一核对。药抓错了，若多了一味或少了一味，或者量多量少，关乎人命。在他的教导和关心下，我在礼宾司打电话通知重要活动，都要在电话通知单上做记号，注明接电话者的姓名，以便日后查验。
他一向和蔼可亲，宽容待人。记得1968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借周敏副司长的一间房子举行婚礼。那天他处理好礼宾司的案子后，还骑着自行车赶来出席我的婚礼。当时我是一个人部不久的青年，不知天高地厚，但他十分关心我。他那充满着朝气和活力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礼宾的技巧
在我心目中，礼宾世界五彩缤纷，礼宾工作有苦有乐，只要认真对待，再复杂的礼宾，也能变得随心应手。多年从事礼宾业务，我心中已形成了自己的礼宾理念。
礼宾工作主要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组织安排对外礼仪或交际活动。虽然活动形式各有差异，但归根结底礼宾工作是为本国的对外政策服务的。要做好礼宾，必须考虑我国国情。诸如社会、经济特点和外交的需要等，使其适应我国对外政策和策略的要求。礼宾工作体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礼宾工作有很多技巧，它是成功者的行事方式。礼宾官注意多请示、多调查研究，太重要了。兴调查研究之风，才能做到礼宾安排有针对性。重礼仪、重实效，才能不断进行礼宾改革，不断创新。
礼宾工作是一项细致的综合工程。细节决定成败。有时细微的礼宾活动，却表达深层的外交含义。技术上的一点差错，造成外交上的误会或政治错误，时有发生。礼宾官不仅要有细心办事的素养，更要细心观察事物、动态，善于当外交战线上的哨兵。
礼宾工作体现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尊重各国的风俗习惯，不强加于人。
能运用投入最少时间而获得最大成果的技巧，是礼宾官应该追求的目标。
当礼宾官的日子里，我随邓小平副总理于1978年1月访问缅甸和10月访
问日本，是最为难忘的。
胞波情谊长
——随邓副总理访缅
我家相册的首页，是一张黑白照片，那是1978年1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时，在仰光国宾馆草地上与全体随行人员的合影。随着时间的流逝，照片愈益珍贵。每当我看到它，美好的回忆便涌上心头。
那年1月26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共25人抵达仰光，对缅甸进行6天的访问，然后访问尼泊尔。我作为随行人员，有幸目睹了这次历史性的出访。这次访问举世瞩目。那是中国人民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出国访问。英国广播电台说：“这些年来有不少外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到北京访问，但是中国领导人则很少出国访问。”“这是近3年来中国高级领导人头一次出国访问。”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等外国媒体也纷纷对邓副总理的出访进行报道和评论。外电评价说，邓小平这次出访，标志着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将得到全面的改善和发展。
倾国倾城欢迎邓副总理
当天下午3时，邓副总理一行乘坐的专机在仰光国际机场降落，受到隆重欢迎。缅甸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国务委员会秘书山友将军、总理吴貌貌卡以及几乎所有的缅甸高级官员都到机场迎接。各国驻缅甸的外交使节也前来欢迎。机场鸣礼炮19响，吴奈温总统陪同邓副总理检阅仪仗队，军乐队分别奏两国国歌。摩托车开道，从机场至国宾馆的沿途两边，5万多名市民挥动两国国旗夹道欢迎。他们高呼：“欢迎邓副总理！”“缅中友好万岁！”在民乐声中，人们载歌载舞，挥动着纱巾和彩旗。欢迎一位副总理的礼仪规格比欢迎一位国家元首的礼仪还热烈隆重，让人难以忘怀。
当晚6时半，邓副总理在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以及中国驻缅大使莫燕忠等的陪同下前往亚弄路总统府拜会吴奈温总统。7时半吴奈温总统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邓副总理一行。次日缅文《新光报》发表社论“胞波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中引述了邓副总理的一段话：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和决定，而不能由别国来强加。在国家关系中，我们一贯严格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论同时也引用了吴奈温总统的话：“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双方都应该继续努力维护和巩固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不仅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应该珍惜、培育和维护这种友谊……当我们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只要我们以友谊为重，本着宽容、耐心的态度决心解决问题，问题是不会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缅文《镜报》也发表社论“胞波情谊”。在缅方为邓副总理一行举行的文艺晚会上，一位缅甸歌唱家用中文歌唱陈毅元帅的诗《赠缅甸友人》：“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彼此为近邻，友谊长积累。不老如青山，不断似流水……”歌声在夜空中久久回荡，掌声经久不息。
在仰光的日程中有一项是游览仰光大金塔。这座具有2000年历史的古建筑，巍然屹立，气势宏伟。邓小平被深深吸引，不时通过缅文译员提出问题。
一张“全家福”的诞生
在访缅时邓副总理非常尊重礼宾工作人员的安排，他的守时使随行人员十分敬佩。按照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他晚上10时半就寝，黎明即起。一天清晨散步时，一位工作人员请求与邓副总理合影，他欣然同意。消息传开，全体随行人员都来了。就这样，一张代表团的“全家福”在新华社随行摄影记者的手中诞生。
结束首都访问之前，邓副总理举行答谢宴会，吴奈温总统和缅方高级官员出席。在宴会上又一次畅叙亲戚胞波情谊。为准备好答谢宴会，笔者根据指示，离开北京时随专机运去数筐苹果和梨，为了在宴席上请缅甸朋友品尝。当晚宴席上他们舍不得吃，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硕大且香甜的苹果和梨，要捎回家，与家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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