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全体公众的事业，它表现全社会各个层面、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文学的动机和结果都是作家基于自己的良知和素养独立的和自由的认知，它就不会依附于他人，特别不会依附于权力和金钱。作家与政治代言人应当有区别。文学面对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按照各种利益加以划分的某一群体或某一集团的规定代言人。中国当代文学在它的发展中受到的狭隘功利的危害极为深重。海峡彼岸的反共的“战斗文学”也是一种例子。虽然要求依附的政治有着不同的内涵。
胡适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中心只有两个，即“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据他自述，前者指文字工具的革新，后者指文学内容的革新。他当时所谓“人的文学”是指“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引用易卜生《娜拉》（又译《玩偶之家》）中的一句话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但胡适思考的核心也是文学对人的解放的关怀。在这种思考的背后，是漫长的封建暗夜带给中国平民的非人境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涉及人的文学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篇文章以先驱的姿态把“五四”新文学关于人的命题大大向前推进了，它已超越当时和事后概括的个性解放的内容。周作人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小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还说：“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基础和前提，是个人的自我本体的建立，是一个人对于作为个体的我的尊严与权利的确认。这种理论，当然意在张扬个性，鼓励创作的自由。它造出了“五四”初期解放的文体以及奔放而洒脱的艺术风格，它使一种无拘无束的心态充盈在创作活动中。这是“五四”新文学最可贵的本质的自然呈现。
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的理论大兴，阶级论盛行，它从创作的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学的主张作了一个方向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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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
他开放、阔展的思想观念，为当代文学学科注入了新质和活力，极大地带动和促进了学科的成熟和发展。
——《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