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所录小说凡十五家，今已皆佚，惟据所录篇目的名字和次序看来，由伊尹说至黄帝说九家，皆称太古的人物，班固注已以“迂诞依托”目之。以下六家，封禅文说，虞初周说，班注皆云“武帝时”；待诏臣饶心术，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饶是“武帝时待诏”；臣寿周纪，班注“宣帝时”；百家则据刘向《说苑叙录》；“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云：“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依次序看来，这六种当然全是汉人所作。前九种既为依托，最早也只能是战国末期的作品，其中自有不少出于汉人的。《四库提要·小说类序》云：“张衡《西京赋》日：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而且就所依托的人名如伊尹、黄帝等看来，和后面六种所说的封禅养生的内容，也是属于一类的；班注虞初周说下为“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则张衡所言小说本自虞初的说法，也就是说小说本自方士。证以《汉志》所列各家的名字和班固的注语，知汉人所谓小说家者，即指的是方士之言；而且这和《后叙》中小说家出于稗官的说法，也并不冲突。汉魏六朝对于小说的观念和小说的内容，都和这起源有关系。
《后汉书·方术传序》云：“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成名应图篆，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闻，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所谓方士就是方术之士，据《史记·始皇本纪》及《封禅书》等所载，秦汉时海上燕齐的方士甚多，汉武帝时李少君曾拜文成将军，栾大拜五利将军，贵震天下；此后也“不乏于时”。但方士本来的地位是很低的，为士流所不齿，所以《方术传序》说：“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这正和小说家之厕于诸子略十家中，而谓“可观者九家”，没有小说家的道理是一样的。
吴薛综注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下云：“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厌祝是“定祸福决嫌疑”的方术，巫医是操这种方术的人；但虞初《汉书》明说是方士，足见方士是由巫医来的。巫是通于人神之间的人物，疫病是神加于人的惩罚，所以医者多以巫充之，因为他可以祝祷神明。因此在上古时，巫医是不分的。《论语》孔子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说文》酉部医字下云：“古者巫彭初作医。”周礼“夏官巫马”郑注：“知马祖先牧马社马祟之神者，马疾若有犯焉，则知之，是以使与医同职。”贾疏云：“巫知马祟，医知马病也。”《后汉书·费长房传》言其师奉壶中老翁后，翁与一符日：“以此主地上鬼神”，长房“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可知巫医在古代本为一种人，他的职务是通于神明，因此能够如《后汉书·方术传序》所谓“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同书《华佗传》说他“精于方药”，而荀或即说“佗方术实工”；足见巫医之术就是方术，所以方士即是由巫来的。而薛综以为小说是“医巫厌祝之术”的说法，也大致是适用于汉魏六朝这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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