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理论的译介到批评的实践
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次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时候，自我封闭了30年后，西方的许多文化理论新思潮被迫不及待地介绍进来，1985年更被称为“文艺理论方法年”，文坛集中出现了大量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文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980～1985年对西方理论的译介中，关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文章非常少，有学者指出，1980～1983年间全国报刊在这一方面的文章平均为每年5篇。其中《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发表的朱虹的长文《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非常敏锐地注意到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与当时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关系，并以“妇女意识”为线索向国内介绍了从弗吉尼亚？伍尔芙、西蒙·波伏娃到艾德里安娜·里奇等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令人遗憾的是这样有力度、有份量的译介非常少，有的介绍文章甚至对所介绍的女性主义抱不理解的态度，譬如有的学者介绍由著名的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主编的《诺顿女作家作品选：英语传统》时就认同《纽约时报书评》的观点，认为该选本过于强调女权主义立场，把大量篇幅给予不出名的作家或少数民族作家，从而影响了全面性与选本的质量。从中可以看出介绍者自身并没有树立女性主义的基本立场。
1986年，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中译本的问世开始改变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翻译少、甚至被误解的命运。该书的名言“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在女性群体中迅速流行，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接受土壤。该书上卷第二章对劳伦斯等五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呈现出“女性形象批评”的特点，也从方法论上影响到之后两三年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正是在1986年，女性主义理论大规模引进，主要是研究外闰文学的学者对两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介绍。之后的两三年间，介绍文章成倍增长，据林树明的统计，“1986年至1987年间，每年11篇，而1988年增至20余篇，1989年多达32篇”。在大量的介绍性文字中，研究性文章也开始出现，黄梅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人与小说”杂谈之三》、韩敏中的《女权主义文评：（疯女人）与（简爱）》和康正果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等文章都着重介绍了“女性形象批评”并将其引申到对欧美其他文化现象的批评中去。王逢振的《既非妖女，亦非天使——略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女性形象批评”并分析了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指出了美国文学中的“厌女症”现象。这些对介绍为我国“女性形象批评”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1989年《上海文论》集中刊发了一批以“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为总标题的论文，论文的作者们已经用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来思考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现象。该专辑中有两篇论文运用“女性形象批评”来批判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被压制的现象。吕红的《一个罕见的女性世界——兼及<金瓶梅）的道德与美学思考》站在女性立场上为以潘金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受批判的女性形象翻案，体现了鲜明的“女性形象批评”特色。孟悦的长文《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体现了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作者认为：“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获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和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文章分析了古代中国从男耕女织到父子相继的父权制统治机制，指出传统的男权社会是如何将女性整个性别排除到权力之外的。文章借用了福柯的理论结合女性形象批评方法分析了古代男性文人笔下的女性形象，指出了在男性笔下女性形象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是他们“物品化”与“欲望权”的产物。
《上海文论》的这一组文章表明，我国的批评者在80年代末已经具有明显的性别意识，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中国文化与文学中的性别压制现象。这种性别意识无疑是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引介所促生的，它首先表现在女性学者对男权文化和文学中性别统治的敏感与阐释中。这也是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真正产生的一种明证。另外一个反例也许可以说明问题，1985年一本名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著作出版，作者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却没有自觉的女性主义的性别立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关于父权制结构中女性被压制的理论，给我国的批评者以极大的启发，使他们意识到人道主义的话语中潜藏的男性属性，重新从女性自身的立场出发、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文学创作。
二、文学批评中社会文化层面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诞生
在自觉运用女性形象批评的同时或稍后一点，是否具有社会文化内涵的女性意识也逐渐成为女性文学的批评标准。这表明我国批评界与“男权批判”相并列的具有女性立场的“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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