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文学思想，蕴含于这个时代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中，相对于文学创作或理论批评，它属于更为内在的层次。如果不以了解文学思想作为前提，研究这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会因为缺乏内在的理论支撑，而流于表面化和分散化；研究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尤其是如此。在我们学术视野以内的研究文学思潮以及词风嬗变两类著作中，后者一般很少或根本不涉及文学思想的问题；研究宋代文学思潮的相关著作中，对文学思想的问题或多或少要有所涉及。其中特别是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和马茂军、张海沙的《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对这一问题涉笔最多。但是，这两本专著的着眼点是勾勒宋代文学思想或文人心态的发展轨迹，以诗文作为依据来描述宋代的文学思想和文人心态。现在要想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宋词研究的疆域，并有所创见的话，透过宋人纷繁复杂的文学创作现象和散见于宋人各类文章中的理论与批评，抽绎出其中的文学思想，并以此为统驭，整体观照宋代词体研究与其他文学样式的研究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在文学流变的大视野中词风嬗变研究成为可能。
第二，前人在研究宋词对唐五代词的传承关系时，过分注目于创作个体之间的传承关系，而忽略了把宋词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它在宋代文学思想的支配下，对唐五代词在文学功用的观念上，以及在审美时尚、题材倾向等方面作出了哪些取合，从而使宋词在文体特质与总体风貌上与唐五代词相比显现出哪些同中之异。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古代点评式批评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在我国古代洋洋大观的理论典籍中，体大思深的文学理论著作指不多屈；并且，即使是体大思深的文学理论著作也几乎没有不涉及文学批评的，所以我国古代词学论著也主要由对创作个体的文学批评构成。受这种批评模式的影响，论者在研究个体传承关系时，很容易流于创作个体之间的传承关系研究。前文所引或认为晏殊、欧阳修传承南唐冯延巳，或认为二人传承温庭筠、韦庄，明显是传统批评模式的延续。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