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树，1967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祖籍福建南安。1986年赴台湾留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埔里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花踪推荐奖”等。著有论文集《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谎言与真理的技艺》、《文与魂与体》，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乌暗暝》、《刻背》、《土与火》。

    这是海外著名华人作家黄锦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精选了最能代表其创作水准和特色的中短篇小说十多篇。他铺陈中华性意象，逼视离散性现实，体现创伤性历史。文风绵密厚实，叙事奇诡惊人。对于中国大陆读者而言，读黄锦树的小说定会获得全新的阅读经验，会有繁花蓦然绽放之感，也会有老树盘根郁结之意。这正让人看到了海外华文文学可能达到的高度和可以开拓的空间。
    黄锦树铺陈中华性意象，逼视离散性现实，体现创伤性历史。文风绵密厚实，叙事奇诡惊人。他的小说无疑会满足、提升中国内地读者的南洋期待，然而触目所及的热带雨林风情带来的不是异域情调的沉迷，而是历史、命运的警醒，作品弥漫的雨林乡愁由此具有了生命的本源意义。黄锦树比诗人还要敏锐、丰裕的南洋感觉证实了他的“南洋之子”身份。

    华文、华文文学固然肇因于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但并非在所有大量华人集中的区域都有等量的华文文学产生。譬如以金山泪闻名的北美洲相较于猪仔集中的东南亚，后者如马来西亚，奇迹般的，不止是华文文学重镇，更有着建制较为完善的，包含了华文中小学、华文报章杂志及相关从业人员构成的华文／华语社群，它是文学生产及被阅读的社会条件。这样的条件和人口所占的比率有直接的关联，更与历史因缘及地理上的相对位置相关——临近中国，地理想象上的南方富饶之地、避难之所，中国的想象延伸——南洋的命名便象征了这一切。职是之故，“南来”的历史因缘直接催生了当地华文文学，南来也成为当地文学史重要的文学事实，南来作家从此占据了战前华文文学史的大部分版图，把内地的文学——政治问题直接往南方延伸，使得华文文学和文化母体的关联更为暧昧难断，且那些人几乎决定了当地华文文学的性格，譬如马华文学史上具决定性的马华文艺独特性论战——南洋特性、“本土性”、在地的主体性——作为存在的理由、分化的理由、区隔——区域华文文学无休止的独立战争。
    但华文文学又必然是华人少数族裔的文学（如大马，被驱逐于国家文学之外），它是文学国度里的无国家民族。这样的文学，语言文字直接标志着书写者的族裔身份。即使是华裔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当社会的主导语言是英语，华文书写则更被区隔为一种民族性的标志。这里的族裔指的当然不是物种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如此而陷入中华文化民族主义最古老的结构——“夷夏之防”——“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诸夏之退于夷狄者，则夷狄之”。华文文学最基本的矛盾之一如斯体现：它的存在本身即是文化的，论证了民族文化存在的事实。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倾向性，使得往中国特性、古中国的回溯之路——那象征意义上的北返——向中文的回归——始终是华文文学最有创造力的面向之一，从李永平、天狼星诗社到林幸谦，华文书写中极富感情色彩的“屈原既放”般的流放哀歌。在这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的另一端，则是马华文艺独特性所要确立的，存在者依地理历史社会的差异等物质条件而被型塑的知觉结构——地方感——而建构的在地认同的文学，在战前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现实主义文学之路（一如台湾的乡土文学）。这两个基本路向——前者更易与现代主义合谋——大体可以华文文学之中文／华文的歧异来做基本的问题表述，前者的危机在于可能滑入老中国文的话语机器之表述逻辑及表达格式，在母题与原型间反复——那反复验证了认同，认同优先于再现——而消解了经验与现实的可能世界。那是否对经验领域的再现可能性造成了缩减？而后者直接面对的问题，则是文学语言技术的贫乏——文学写作毕竟是高度专门化的技艺，书写者必须面对既有的书写遗产，作品是否有力量其实有赖于书写者掌握的文化资本。台、马两地的乡土文学／现实主义都有着自认更接近现实而低估文化资源的倾向，自然是低估了再现领域（语言与文学技术）的复杂度，甚或语言与技术的贫困被视为是本土性或独特性的表征之一；相应的操作是试图修改文学的普遍价值判准，易位于地区判准——譬如“反映现实”、“本土性”、“在地认同”优先于文学性——而具普遍意义的价值判准，则要么被指控为是大国文学的判准（祖国的暴政），或者是殖民帝国的帮凶（外来的，西方中心）。这是种“地域或弱势保障名额”的逻辑。如果这是华文文学主体性建立的基础，那显然政治向度优先于文学；政治的主体性作为文学主体性的基础。
    如果说前一种途径（中文）常导致的是文化过剩，那后者（华文）则是文化不足。如果说前者有沉没于中国性的危险，那难道后者——如某些论者所言——即以荒言野字、杂言蛮语指出了小文学（minorliterature少数文学）的自然出路？那样的素朴的、自然的贫乏，竟是华文文学真正的出路？还是说，不论是大文学还是小文学，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开创出深具理论意义的个人方言——不管他选择的是裸露修辞程序的（现代主义式的，扭曲、受阻的语言，华丽的），还是隐藏修辞程序的（中国抒情传统的古老教诲：自然去雕琢，直白平淡），其实都是高度技术化的，都以庞大的文化资本为基本条件，都预设了丰厚的文化教养。换言之，不是语言贫困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风格的选择。
    张锦忠在最近的一篇论文里（《小文学，复系统》），承接林建国十余年前援用的德勒兹与瓜达里的小文学（少数文学）理论，尝试探勘华文文学的困境并尝试寻求出路。德瓜二氏指出，“少数族裔在多数语言内部建构的”少数文学具有三项基本特色：“语言的高度去除畛域（detemtorialization）”、“文学中的一切都是政治的”、“文学中的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关于第二点，我在另一篇论文里做了比较详尽的讨论；这里只想补充谈谈其他两点。第三点和第二点是相关的，正是政治构成了绝对视域，方使得一切个体的都是集体的，也即是张锦忠正确补充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提出的一个观察——第三世界文学总是具有国族寓言（或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面向——或者说，总是合宜做国族寓言式的解读。但德瓜二氏进而提出“恰恰因为才能在少数文学中并不多见，某一个性化的表达才不可能属于这个或那个‘大师’，因而区别于集体的表达。实际上，才能的缺乏是有益的，使人想到的不是大师的文学，而是别的什么。”却不免难以自圆其说，因二氏借以立论的卡夫卡正是公认的不折不扣的现代大师，中产阶级出身，惊人的文化资本——法学博士，就读于布拉格的德语大学，熟读德语经典，而布拉格城市本身即是庞大的文化资本，有着“古希腊的投影”——“古希腊精神不仅表现在布拉格普通民房的面墙上，而且灌满了居民的头脑，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古典主义的中学和人文主义的大学在千百捷克人的头脑里塞满了希腊和罗马。”——和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殖民现代化下建立起来的新兴都市的情况，自然难以相提并论。相应地，法学博士卡夫卡和大多数华文作家是中小学教师或新闻从业人员，文化资本自也难以比拟。而从这里正可以看到集体和个体的吊诡辩证——在那样的超凡个体身上，方得以见到彻底的集体性，集结诸矛盾而显示症候。但渺小的集体，却因为再现能力的贫乏，经验的贫困加上语言的贫困，较可能的处境是沉默的集体性，而不是被再现出来的集体性，不太可能达成德瓜二氏预设的那种无名的乌托邦。
    1939年郁达夫在马来亚发表的短文《几个问题》，文中虽然有着召唤大作家的表面上看起来的肤浅之见，但我认为他提出的几个问题恐怕迄今都尚未解决。试引一段他对南洋色彩的谈论：
    我以为生长在南洋的侨胞，受过南洋的教育而所写的东西，又是以南洋为背景，叙述的事件，确是像发生在南洋的作品，多少总有一点南洋的地方色彩的。问题只在这色彩的浓厚不浓厚，与配合点染得适当不适当而已。地方色彩，在作品里原不能够完全抹煞掉而不管，但一味的要强调这地方色彩，而使作品的主题，反退居到了第二位去的这一种手法，也不是上乘的作风。所以，根本问题，我以为只在于人，只在于作家的出现。南洋若能产生出一位大作家出来，以南洋为中心的作品，一时能好好的写它十部百部，则南洋文艺，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艺，自然会得成立。……但是，要写出一部可以为南洋吐气放光的作品，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是人人能够写，天天可以写。文中提出南洋地方色彩（晚近的修辞：本土性、在地性）不是问题，它内在于土生华人的存在结构里（很容易就可满足地域保障的低阶要求）；但问题在于，必须超越地方，大作家之为大最根本的条件在于他必须经得起最严苛的考验，不止必须与祖国、大国、殖民母国大作家置于同等的价值量尺之下——满足普遍的文学价值，进入世界文学体系——把南洋带进世界的版图。但又不该是像康拉德、毛姆之类的白人旅者笔下的异国情调，其实这更涉及南洋华文文学的主体建构（南洋主体）。文中后来举出菲律宾国父、小说家黎刹（Rizal）以为例，认为他的长篇“一出世后，菲律宾文学，当然也就成立了”。我们可以补充说，一如歌德之于德国文学，普希金之于俄国文学、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文学、夏目漱石之于现代日本文学、鲁迅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原因在于，大作家即是那集体，是文学标准的建立者，他的名字，不过是文化的公共符号。那个父亲的名字。
    而以郁达夫文化涵养之深、阅读之广、古诗词造诣之深，且深谙多国语言，这样的“文化资本家”仍然不是那样的“大作家”，可见问题的困难。其中一个问题即是作为政治问题的承认，一方面是同一语言（如中文、英文）的认可机制是否健全，譬如1949以后台湾文坛实不乏高手巨匠（诗、散文如杨牧，小说如郭松棻），但在以中国国族主义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学一政治认可机制里，他们的位阶势必在中国内地作家之后。台港之外的“海外”又次之，被列为华人问题的一个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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